作为人类精神的载体，文学无疑带有浓郁的文化属性。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民族心灵的底蕴、精神的形态、价值的坐标，是由文学来塑形和滋养的。文学之于人的精神，犹如饮食之于人的身体，既不可或缺，又事关重大。

文学与社会风尚，与人性的色度，具有水涨船高的正比关系。就人性而言，文学纯净，人性也趋向纯净；文学肮脏，人性也趋向肮脏；文学良善，人性也趋向良善；文学邪恶，人性也趋向邪恶；文学高贵，人性也趋向高贵；文学低俗，人性也趋向低俗。

多数中外名著关注和表达的重点都是更为根本的重大命题：生命的沉浮、命运的悲喜、人性的光芒，以及人在现实中的处境，人与现实的博弈等。读这些作品，能读出闪烁于字里行间的善良、真诚、博爱、公义，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彻和悲悯。相对应的，隐身其后的作者人格的高洁与人性的高贵，也隐约浮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家，都是忘我的，都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救赎意识和责任担当，其目光在天空和尘世中游移转换，既抬头望得见苍穹之辽远，又低头看得到苍生之卑微，笔下之所写，无论颂赞与批判，初衷无不良善，皆为世事之澄明、人间之美好，并能使那些“与我有关”的“无尽的远方无穷的人们”安得其所，拥有做人的尊严，而不是绞尽脑汁地仅为一己声名之飞扬和利禄之丰厚。

如果把那些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视为镜子，来映照我们当下某些作家的某些作品，后者刺目的疮疤立刻就暴露无遗。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外形上，比如想象力的匮乏、创造力的缺失、结构的老套、语言的干枯等，而且更深藏于内质里，比如精神的猥琐、骨血的苍白、思想的虚空等。个头矮小，却妄想冒充巨人；没有翅膀，却梦想登天揽月，于是就剑走偏锋，既博取眼球，又求得种豆得瓜。其中一个最为不堪之处，就是愈发地低俗化，给人的感觉，仿佛不是在夜店里纵欲，就是在垃圾堆里刨挖，弥散着一股糜烂的臭味。不是不能写脏，问题的核心在于该站立于怎样的立场来审视脏，该写到哪个地步止步。狄更斯的《双城记》对恶劣环境的再现，左拉的《萌芽》对粗俗的描述，与国内某些作家笔下之所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写脏乱，却让人感受到作者灵魂的纯净。

文学从属于文化，文化之所以被人需要，那是因为它的高雅和高贵，而非它的低俗和肮脏。唯有高雅和高贵，才不至于荼毒读者的心灵，也才能促使一个个的个体摆脱自然人的野蛮而走向社会人的文明。文学的高贵性一经缺位，便和尿壶马桶无异，人浸泡其中，只能越来越堕落。

陈忠实老师是我无比敬重的前辈作家，他说的一句话，被广泛地传播和借用：“文学依然神圣。”我对这句话琢磨许久，却始终不明其意。依我之见，文学并未达至神圣的层级，如此反而失却其本应有的烟火之气，普通人也难以够得着它。但文学的高贵性特征，却是必须保持和捍卫的。文学坐拥尘埃，不能把自己沦落成尘埃；文学描写垃圾，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垃圾。文学应该是一股清流，而不是浊水，应该是站立的，而不是跪着的，应该是挺直脊梁的，而不是低首弯腰的。（安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