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这个既普通又不平凡的地名，开始为我们这一代生人从知晓到熟悉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始：1961年8月，以《铁道游击队》而驰名文坛的作家刘知侠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沂蒙山的故事》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沂蒙山根据地人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积极支援人民军队救护伤病员的英雄故事开始得以传颂；1973年，中央芭蕾舞团创作的四场现代芭蕾舞剧《沂蒙颂》公演，让“蒙山高，沂水长……”的悠扬旋律响彻华夏大地。到了新时期，李存葆、王光明1991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沂蒙九章》被当时已创刊42年的《人民文学》杂志“首次几乎倾尽篇幅”刊出，这部被誉为“黄钟大吕”般的作品，让读者面对沂蒙山间饱经战火洗礼的共产党员群像肃然起敬，为老区今日闪现出新的辉煌而由衷欢欣；而1997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红嫂》，让伟大的“红嫂精神”传遍华夏大地。跨入新时代，同样还是《人民文学》又推出了厉彦林的长篇报告文学《沂蒙壮歌》 ，这是在全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历史进程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节点对沂蒙精神在新时代予以最新解读的文本之一。

　　本文开篇之所以从文艺创作的角度粗略地捋出这样一条有关沂蒙革命老区题材创作的线条，无非意在说明有关沂蒙革命老区乡亲们可歌可泣的平凡而英勇的作为始终为广大作家艺术家所关注所书写，不同的只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其主题与立意等诸方面都在不断地得到开掘与深化。

　　将历史与现实贯穿打通、融为一体是《沂蒙壮歌》鲜明的艺术特点之一。沂蒙精神从孕育到成型，经历了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到新时期再到新时代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因而过往表现沂蒙精神的文艺作品囿于自己创作时间之限，往往取材于某一特定时段、某一具体场景、某一核心人物也就是十分正常的了。但《沂蒙壮歌》的创作恰逢新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时代，恰逢中国共产党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恰逢“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就为全景式地展现沂蒙精神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足够必要的客观条件。面对这样一个大课题，厉彦林选择了融合而非分段式的写法，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历史视野、现实视角、平民眼光”。在第三章《红火日子大家一起过》之“‘沂蒙六姐妹’续新篇”中，先是叙述蒙阴县故野店镇烟庄村张玉梅等六姐妹在解放战争时主动承担起支前重担，发动全村男女老幼为部队纳军鞋、护理伤员等英雄事迹，继而再讲曹淑云等“沂蒙扶贫六姐妹”主动投身到反贫困斗争大决战、靠微薄收入帮扶贫困群众、靠点滴善事汇集人间大爱的故事。这样一种打通历史与现实的叙事使得人物过去的作为有了未来的目标、现实的行动有了历史的依据，其厚重感与纵深度无形中得到了增强。

　　作为沂蒙人的厉彦林亲近热爱这里的山水草木，他在记录、讴歌与传播自己家乡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同时，也在从历史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体制与机制等不同的维度，总结与探寻沂蒙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艰辛历程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的行动密码，这是《沂蒙壮歌》又一显著特征。

　　作为本文的收尾，我还想说的是：将历史与现实贯穿打通、融为一体以及从历史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体制与机制等不同的维度，总结与探寻沂蒙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艰辛历程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的行动密码，固然是《沂蒙壮歌》两大突出而鲜明的特征，也是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之所在。但或许又因此而应验了“收之桑榆，失之东隅”那句老话，因其对上述两大特点的过于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了整部作品存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宏观有余微观不足”之憾，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及生动感人的情节细节在作品中较为缺失。由此看来，如何平衡好两者关系与比重还是这一类报告文学写作需要继续探讨与实验的一个突出问题。（作者：潘凯雄，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