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国内一大批艺术家怀揣艺术信念远渡重洋，其中以赴法求学的人数为最多，诞生了徐悲鸿、刘开渠、滑田友、林风眠、刘海粟、吴冠中、熊秉明、赵无极、朱德群等艺术大师。在这些如群星般闪耀的艺术巨擘中，熊秉明（1922年—2002年）无疑是较为特殊的一位。

《归途》（2001年）

《孺子牛》（1969年）

熊秉明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1947年考取了公费留法奖学金，入法国巴黎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但由于醉心雕刻，一年后毅然转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雕塑。“哲学追求一个存在的意义，而作造型艺术要把这意义塑造成一个存在的形象。”（熊秉明语）从讲求思辨和逻辑的哲学殿堂步入追求造型与体验的艺术田园，这样的入行背景无疑成为熊秉明艺术个性生成的最鲜明底色，也促成了他在雕塑、书法、绘画、哲学以及文学等方面的卓越建树。近期中国美术馆“塑者归来——熊秉明艺术回顾展”，集中呈现了他在雕塑、油画、版画、水墨、速写、书法以及剪纸等多个艺术门类中的耕耘成果。如此丰富的创作手法和惊人的创造力，展现了他近乎全才的学养和人文深度。

由于长期生活在西方，熊秉明的很多作品，包括那些现代意味十足的抽象雕塑都具有鲜明的中西融合的烙印，这自然是由这位“哲人”艺术家的思考习惯和与生俱来的传统审美思维所决定的。“铁鹤”是熊秉明艺术创作中酝酿较早且持续时间较长的主题，早在1953年他就凭此类以焊接方式创作的动物作品参加过沙龙展览，此后鹤的形象越发极简抽象，呈现出线条的律动感和虚空的美学意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鹤”本身是一种具有崇高象征意义的鸟类，而《线条鹤》的处理方式无疑令这一形象从形式到内在更加纯粹，铁条根据造型的需要扭曲、弯折，直线与弧线互相辅助，平面和曲面彼此依托，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造型系统，但这种线条形象不是轮廓性质的勾勒，而是去血肉、留筋骨的抽离概括。熊秉明曾谈道：“在我之前，中国文化里酝酿着这样的形式，不过我同时采用了西方某些抽象雕刻的手法。”他以哲学家的睿智、诗人的灵气和艺术家的天性将所掌握的西方艺术进行了中国式的转化和过滤，匠心之处在于将书法线条的柔韧与鹤的生命运动相融汇，使人一观便可对鹤的悠游出世心领神会。

《马》是熊秉明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雕塑创作。这一时期的国际艺术潮流正迎来新的转向，作为一位深处西方文化中心的艺术家，熊秉明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将中国传统艺术中大气、宏阔的美学精神和西方古典雕塑那种凝重、饱满的雕造感融为一体，作品形象浑厚结实，充满张力，具有了浓厚的金石味道，彰显出其作为一名学者型艺术家的文化选择和艺术视野。

除了表现“马”以外，熊秉明的雕塑中还有很多是表现“骆驼”“牛”等动物的。像《孺子牛》就是其众多“牛”主题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跪牛造型厚重雄浑，表面沧桑的肌理如自然风化的山石一般。牛、马和骆驼都是负重的动物，同时也是牺牲、奉献、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品格的象征，可以说，熊秉明既是在为这些动物塑像，也是在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品性，跪地昂首的形象如同整个民族在背负苦难与屈辱的同时又始终不屈不挠。他对这种民族精神的追求在《鲁迅头像》中得到了进一步延续，多层次的高浮雕以及各种直线和块面的现代构成十分简练地呈现了这位横眉冷对、性格突出的知识分子。

画家吴冠中是熊秉明留法时期的老同学、挚友，他对熊秉明的作品有过鞭辟入里的解读：“其道也，是从东方渗入西方，又从西方再回到东方。”幼时，熊秉明跟随数学家父亲熊庆来各处辗转，甚至一度暂住巴黎；少时，他先入西南联大，后又在抗战之际应征入伍；青年时，他由哲学改习雕塑，并于1949年与朋辈作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继续留法勤苦求索；中年时，身处艺术浪潮中心的熊秉明急流勇退，沉潜研究，并从“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书法中洞见了现代精神；晚年，熊秉明多次重返祖国，寸草报春晖，讲授自己在为西方人传译中国艺术过程中所获的体验。熊秉明分别于1998年和2001年创作两件雕塑《归途》，取意马致远“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叙事性极强，尽管形式上受到了贾科梅蒂的启发，但却是从中国传统诗词中找寻的创作依托。远行法国虽然是时间和空间距离的延展，但作者流淌在骨子里的诗性并未消失，故土永远是漂泊者的精神归宿。

在回忆性散文中，他这样写道：“我是一粒中国文化的种子，落在西方的土地上，生了根，冒了芽，但是会开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我完全不能预料。这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做试验品的试验……我无骄傲，也不自卑。”（杜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