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的中国人

　　周甲禄

　　1928年4月30日，一代名人辜鸿铭在北京病逝，走完72岁人生。屈指算来，辜鸿铭逝世已整整95年。

　　95年烟云，淹没了许多历史人物，辜鸿铭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说到辜鸿铭这个名字，知者甚少，即便知道，大多也只是知道他的“怪癖”“怪论”。他对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所做的贡献，现代人恐怕知之甚少。

　　在晚清及近代，文化领域“西学东渐”成为主要风潮的时候，从小受西方教育的辜鸿铭却逆潮流而动，致力于“中学西渐”，他是第一个将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翻译为英文的中国人。他一生致力于向西方宣传介绍中国文化，他不停地用英文写作，向西方阐释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在近代中国，辜鸿铭是被公认为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最有成就的人。

　　著名学者吴宓在辜鸿铭逝世时撰写的《悼念辜鸿铭先生》一文中，这样评价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之宣传员也。”

特殊经历造就语言奇才

　　辜鸿铭人生经历奇特，他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即他出生在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在欧洲受教育，娶了一个日本女子作如夫人，在北洋政府任过职。虽然他的一生比这四句概括更丰富，但这足以显示出他经历的奇特。

　　辜鸿铭祖籍福建同安，1856年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他的父亲辜紫云帮英国人福布斯·布朗管理一个橡胶园，母亲是西方人，所以辜鸿铭是混血儿，生就一副蓝眼睛。辜鸿铭自幼聪明伶俐，布朗夫妇非常喜欢他并收他为义子。

　　13岁左右，他由布朗夫妇带往欧洲留学。大约17岁时，他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师从卡莱尔专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春，以优异成绩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来他又到德国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据说还获得工科文凭。接着又到法国巴黎、意大利等地游学。

　　辜鸿铭留学时，广泛学习欧洲多国语言，下的功夫很深。他在外语方面的广博当时闻名遐迩，享有盛誉。在武汉作张之洞幕僚时，一次接待俄国皇太子和希腊王子来访，他的语言才能令中外人士惊讶不已。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凤昌在《国学辜汤生传》中对此有生动的记载。说他：“所习若干国语文，汤生不屑示人，人亦莫之测。遇有所用，辄出西学以折西人，其人服且惊，即国人与相习者亦每出意外也。”“（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俄国皇储游历来鄂，随员皆有爵贵臣，且有俄储内戚希腊世子在其间，共十人，仪卫甚盛。俄储乘己国兵舰泊汉口，总督以地主礼先往访，关道与中军从。俄储问两从者官职名，汤生译以对。顷之送客出，俄随员十人左右立舱口，汤生语俄储，令向客唱名自通，以尊张督。旋邀宴晴川阁，汤生本以法语通译，席间俄储与希世子问答，欲避人知，改用俄语，谓即晚有他约，宜节量。汤生言此餐颇卫生，愿属餍，客有讶色。文襄（张之洞）吸鼻烟，希世子以为异，用希腊语问俄储，谓主人鼻吸何物。汤生达之主人，即以鼻烟递世子，两储益骇。临去，俄储郑重握汤生手，约至彼国当敬待，并以镂皇冠之表赠焉。后抵上海，辄告人，汉上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这一顿饭中宾主交谈，就显示出辜鸿铭懂得法语、俄语、希腊语。

　　他究竟会多少种外语，没有人确切知道。他晚年在日本讲学时，多次讲到他在欧洲学习语言的情况，说他有“研究语言的热望”。综合他所讲的情况看，可肯定的是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马来语，略懂日语和俄语。他写文章主要用英文，但其中引用了大量德文、法文、拉丁文。

　　一个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曾评价道：“他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精通英语的林语堂认为，在中国人中，辜鸿铭的“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孙中山也认为近代中国英语人才，辜鸿铭排第一。

　　1910年，清政府曾赐予十二名因具有“游学专门回国在十年以上者”以“进士及第”头衔，其中文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分别为严复、辜鸿铭、伍光健。辜鸿铭排名第二，仅次于大名鼎鼎的翻译家严复，可见当时知识界对他外文及西学水平的肯定。

　　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超越当时一般的出国留学生，甚至超越了一般西方受过教育的人。1920年，德国著名教授奈尔逊向德国人介绍辜鸿铭著作时说：“这个人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消化吸收；这个人他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最好的基督徒……”

痛感当时西方“中国学”浅陋

　　1880年，24岁的辜鸿铭结束在欧洲的留学生涯，返回家乡槟榔屿，被派往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任职。工作了大约三年左右，他在新加坡遇见了马建忠，真正了解到中国思想和文化，遂辞职回槟榔屿，补习汉语并开始改穿长袍马褂，留辫子，打算返回祖国效力。

　　辜鸿铭回国的情况有些偶然，也正是这个偶然为他后来学习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曾任张之洞首席幕僚的赵凤昌在《国学辜汤生传》中对辜鸿铭回国情况有详细记述。时间是1885年，正值中法战争期间。传记中说：“光绪十一年，张文襄公督两广，法越战事方殷，闽亦有警。文襄命知府杨玉书赴闽侦事，回，由海舶抵香港，汤生适同舟，玉书邂逅与谈。回粤与督幕赵凤昌言，舟中遇一人，与德国人讲伦理学，其人兼善中文，问姓名为辜汤生云。时海警需才，署中德文译员颇谫陋，凤昌以所闻白文襄，就香港邀之，任以邦交诸务。”

　　这就是说，当时在广东工作的张之洞急需一个懂德语的翻译人员，杨玉书在船上碰到了辜鸿铭，发现他懂德语，向张之洞推荐了他。从此，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工作了20多年。

　　张之洞是清朝的翰林，是晚清有名的饱学之士，又是晚清有名的大臣。张之洞在晚清官场以儒臣著称，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周围有一大批尊崇中国传统文化的硕学鸿儒。辜鸿铭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为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极大便利，这为他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准备，使他拥有别人难具备的便利条件。

　　辜鸿铭自己说：“非常幸运的是，我回国后不久，就进入了当时中国的伟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我在那儿待了多年。张之洞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政治家。由于这种契机，使得我能够同中国最有修养的人在一起朝夕相处，从他们那儿，我才对中国文明以及东方文明的本质稍有解悟。”

　　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府系统学习中国文化后，立志向西方传播中国文明。进入幕府前，他就全面系统地调查了当时外国对中国的介绍和研究著述情况。他研究发现，西方的“中国学”非常浅陋，没有真正传播中国的主流文化，由此误导了西方人，使西方人对中国人产生许多错误的认知。针对这一情况，1883年，他用英文写成《中国学》一文，于10月31日和11月7日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连载。文章对西方汉学家和“中国学”存在的这种不足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批评。

　　他历数了英、法、德三国具有代表性的欧洲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西方的中国研究存在两大明显问题。

　　一是有关中国的知识不充分。他说，所谓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只是意味着掌握一门语言知识的较大困难已被排除”，“对于超过这一点的夸大其辞的声言，我们则感到非常怀疑”。他充分肯定英国马礼逊《华英字典》“严肃认真、热情诚挚和良心从事”的精神后，认为之后一批学者如德庇时、郭士腊要么“真的不懂中国”，要么对中国的了解“浅尝辄止，不打算再作进一步的了解”。辜鸿铭说，德庇时当时所掌握的那点中国知识，只能胜任任何一个领事馆的洋员职务，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仍能发现绝大多数英国人对于中国的知识，是受到他关于中国著作的影响”。

　　二是他们翻译和了解的都不是中国文学的“上乘之作”，甚至是一些“下品”。比如，法国雷慕沙是欧洲所有大学中最先获得汉学讲座教授席位的人，1826年他翻译出版了中国小说《玉娇梨》，这部小说在中国文学中只是一个下品的代表，而且即便是在下品中也不占很高位置。

　　由于西方的中国学存在上述两个缺限，带来两个对中国错误的认知：

　　一是只关注和翻译中国文学中那些平庸和毫无价值的小说与其他作品，由此得出：“中国人智力贫乏”和“中国文学不道德”的荒谬结论。

　　他说，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学主要是通过翻译过去的小说，而且只是一些平常的小说。这就好比一个外国人通过那类学龄儿童阅读的小说来评价英国文学一样可笑。

　　他认为，从前研究中国的外国人的译作，是把儒家经典排除在外的，自然看不到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内容，从而得出中国文学不道德的错误结论。

　　二是“习惯于仅仅以孔子的名义合成的那些作品来设想和建构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忽视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性、多样性及其后来的发展。这样也不可能对中国文学做出正确而符合实际的评价。

　　他对西方学者翻译的中国经典很不满意。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名为《中国经典》。

　　但是，辜鸿铭引用另一个英国汉学家，曾任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总主笔的巴尔福的评价说：“理雅各在翻译这些经典的过程中，大量地依赖了那些生造的专门术语。我们感到理雅各博士所借用的那些术语是深涩、粗疏和不适当的。有些地方简直不合语言习惯。”

　　这是就形式而言，那么内容如何呢？辜鸿铭认为：“可以肯定，如若理雅各博士没有设法在头脑中，将孔子及其学派的教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把握，他是无法阅读和翻译这些作品的……因此，总体来说，理雅各博士对这些经典价值的评判，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最后的定论来接受。”

　　他对巴尔福翻译的《庄子》批评更尖锐，他说：“巴尔福先生的作品一点也算不上翻译，简直就是胡译。”“他既未弄懂许多单字的意思，又未能对句子的语法结构做出正确的分析，还没有准确地理解段落的安排。”

　　从辜鸿铭这些分析批评看，当时西方虽然翻译了不少中国经典，但对中国经典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并没有反映出来，甚至糟蹋了经典，使西方轻视了中国经典的价值。

　　这说明，在一些西方汉学家努力之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反映中国文化的经典终于被译介给了西方，但因为存在前述的形式和内容方面的问题，传播的效果有限，甚至可能起到了反效果，降低了西方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判断。

　　辜鸿铭认为，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完全不同，有其独特性。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乃至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欧洲人的文化完全不相干。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不仅有必要用外于他们的中国民族之观念和概念来武装自己，而且首先要找到它们在欧语中的对应物。假如这些对应物不存在，便要分解它们，看看这些观念和概念可以归属于普遍人性的哪一面。

　　他举例说，在中国经典中不断出现的“仁”“义”“礼”，英文一般译作benevolence，justice，propriety。“然而当我们审查这些英语单词和它们的内涵时，发现它们竟然是那么地不合适：它们并不包含这些中国字具有的全部意义。”他认为，humanity可能是那个被译成benevolence的中国“仁”字最恰当的翻译。正是按照这一原则，辜鸿铭将儒家典籍《大学》书名译为《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当时为外国人所熟悉的“Great Learning”，显然辜译更能体现该书的内容、语意更明确好懂。

翻译儒家经典传播中国文化

　　正是激愤于西方对真正中国文化的无知和误解，为纠正西方不恰当的翻译而产生的负面效果，辜鸿铭开始有计划地翻译儒家的经典。

　　中国儒家经典的西译始于明朝末年，翻译者都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而且多是译成欧洲上层知识分子通晓的拉丁文，到清末之后才有了法、英、德语译本。限于他们的汉语水平，这些西人的翻译存在不少问题。

　　但是，由于清朝的闭关锁国，中国人对西方基本上毫无所知，对于西方传教士是如何介绍翻译中国文化经典的，更是没有人知道。1861年清朝开设京师同文馆之前，中国根本没有懂西语的人才，在中国的知识界没有人能将儒家经典翻译成外文。直到1898年辜鸿铭英译《论语》之前，没有中国人做西译中国经典这项工作。

　　早在欧洲留学时，辜鸿铭就意识到翻译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学者兆文钧在《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中写到，辜鸿铭义父布朗告诫他：“我计划让你在德国学科学，再送你去英国学文史哲学及社会学。学成之后，送你回中国，你再把中国的经典著作，背得熟熟的，学深学透。然后，将中国学术思想与欧洲学术思想，融会贯通，得出正确的结论，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人的生活！……我希望你学通中西，就是为了教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洲和美洲的重任。”

　　在法国游学时，一位老教授告诉他：“你们中国的《易经》是很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通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所读到的是一些法文和拉丁文翻译片段，虽然不全面，未能将《易经》的真价值全盘托出；但是《易经》哲学已经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归国后，要深入研究《易经》。”这位教授还劝他不要继续在欧洲逗留，应赶快回国学习中国文化。

　　正是早期的这种教育使他有一种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感。正如前面所说，他对西方人翻译的中国经典非常不满，认为糟蹋了中国文化，误导了西方人。因此，他也有翻译中国经典的紧迫感。

　　1898年，他在武昌湖广总督衙门完成了《论语》的英译。在译序中对翻译此书的目的和原因作了说明：他认为《论语》“这本蕴涵着孔子及其弟子一贯之道的言论集……是一本给予了中国人智识和道德装备的书”。但是，西方人没有将书中的“智识和道德”准确明白地翻译出来。

　　他说：“对于绝大多数英国读者而言，我们却不能不认为，理雅各博士在其译著中所展示的中国人之智识和道德的装备，正如同在普通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穿着和外表一样，必定会使其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

　　因此，他决定重新翻译《论语》。他的翻译果然与之前的一切翻译都不同，他在序言中对他的翻译理念和方法作了说明：“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英国读者的陌生和古怪感，只要可行，我们都尽量去掉所有那些中国的专有名称。最后，为了使读者能彻底到家地理解文本内容，我们还加了一些注释，引用了非常著名的欧洲作家的话。通过征召这些欧洲读者熟悉的思想系列，对于他们或许会有所帮助。”

　　他接着说：“我们只是想借此表达这样一个愿望：即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

　　由此可见，辜鸿铭决心翻译《论语》的目的是为了“纠偏”。从这一目的出发，他的《论语》翻译实际上是一种“释译”，即彻底理解《论语》每一句的意思之后，用优雅的英文将这个意思表达出来。

　　虽然，现在翻译界许多人对辜鸿铭的这种翻译方式提出批评，认为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但从辜鸿铭的角度看，这种“跨文化传播”方法达到了他的目的，取得了好的效果。

　　按照他的这种翻译理论和方法，辜鸿铭将《中庸》书名翻译成“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普遍秩序或人生之道）。他为什么要翻译《中庸》呢？他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道德的、真正的文明，中国人民有强大的道德责任感。《中庸》“是对这种道德责任感的阐述和解释，它构成了中国文明设计下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基础”。

　　他在译序中评价：“就我有限的知识来看，在所有欧美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没有见过像在这本小书中所发现的那样简单明了到了极点，同时又如此完整而丰富的关于道德责任感或道的阐说。”

　　所以，他翻译《中庸》是要向西方人传播东方文明中的“道德责任感”。他写道：“如果这本出自中国古代智慧的小书能有助于欧美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而代之以道，无论是以个人的方式，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同中国人交往过程中，都遵从道德责任感——那么，我将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译这本书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白费。”

　　辜鸿铭的翻译虽然也存在一些学者指出的过分释意化、弥缝古人之说等不足之处，甚至也存在对原文错误的理解而导致的误译，但是，他这种创新性的翻译，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看，还是有许多方面值得借鉴和弘扬。

　　首先，他的翻译不是简单地进行词句的对应翻译，而是根据他的“有机整体”的翻译思想，对儒家经典的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准确把握其基本精神和整体思想，然后在这种宏观的思想背景之下，对具体的篇章词句的深刻内涵进行准确解释，再选择准确的英文词句进行翻译。他在《中庸》译序中说：“我的翻译标准是：彻底掌握其中意义，不仅对等译出原作的文字，而且再现原作的文体风格。”

　　其次，翻译时充分考虑接受对象的文化背景和知识储备，站在接受者理解经典的角度从事翻译，使接受者更容易读懂和理解。他在英译《论语》的书名下专门注明：“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翻译。”他在翻译时大胆创新，一方面大量引用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和莎士比亚等西方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有关经文；另一方面，他还在注释中对经文里出现的中国人物，以西方知道的历史上具有相似地位和某些其他特点的人物来比拟，这又是一个大胆的创新，这对那些不熟悉中国历史人物的西方读者理解经文有很大的帮助。他在注释中还经常将经文的涵义比照西方的思想进行阐发，加深读者的理解。

　　第三，辜鸿铭英文的写作水平公认可媲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文豪，所以他的翻译自然流畅，避免了之前传教士们翻译的生硬、晦涩，这非常有利于他的译本在西方的传播。

　　辜鸿铭对中国经典翻译的这些努力和创新无疑对中国文化的西传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他的这些方法对今天的对外传播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辜鸿铭除了翻译儒家经典，还用英文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东方文化，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辜鸿铭研究者黄兴涛教授甚至认为，他是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思想界“唯一发生过相当影响的学人”。

　　辜鸿铭曾自称一生写过20部书。但汉文著作只有《张文襄幕府纪闻》和《读易草堂文集》两本，其他都是用外文写成出版的著作。其著作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在西方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他的名字也因此在西方广为人知。

　　20世纪20年代去德国留学的魏嗣銮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辜鸿铭在德国》中回忆：“辜鸿铭在中国，青年们知道他的，恐怕很少。就是知道，也不过晓得他会说拉丁语，有毛辫子罢了。倘若说他有自己的哲学，懂欧洲的文化，则除少数真正认识他的人而外，恐怕没有不诧异的了。”

　　然而，在德国却不一样，魏嗣銮回忆说：“民国十年，我到德国留学，遇着一位哲学教授奈尔逊，他约我到他家去谈。奈教授是讲康德哲学的，在数学内，也有相当的贡献。当我们闲谈的时候，他便问我在中国的时候，曾否读辜鸿铭的著作。我告诉他：‘辜鸿铭的姓名，虽尝听着，但他的著作却未读过。一般人都说他是个老顽固，所以我们青年们都不喜欢去理会他。’奈教授听了大为诧异，他向我说：‘辜鸿铭的著作，我幸读了几种，据我看来，他的哲学，意义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这位教授于是从书架上将辜鸿铭的书籍一一取下来，向魏嗣銮介绍，然后，很诚恳地劝魏嗣銮一定要多读辜鸿铭的书。

　　1933年，魏嗣銮再次去德国，遇着一位留学生章用先生。他是学数学及哲学的，成绩极佳。他告诉魏，现在所从学的两位哲学教授，都很敬仰辜鸿铭。其中一位名H.Nohe的，他的学生若不懂辜鸿铭，他便不准其参加讨论，其折服于辜鸿铭，于此可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德国文化界曾出现过“辜鸿铭热”。他们成立“辜鸿铭俱乐部”“辜鸿铭研究会”，研究辜鸿铭的著作和思想。

　　20世纪20年代另一位留德学生沈来秋在《略谈辜鸿铭》的文章中回忆：“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对于德国的基本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1921年，英国作家毛姆访问中国，专门去拜访辜鸿铭。回国后写了《中国游记》一书，书中对所见中国人多有挖苦，惟独对辜鸿铭颇敬惮。其中一篇《哲学家》就是记录访问辜鸿铭的情况，称他为“德高望重的哲学家”，“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

　　欧洲学者对辜鸿铭著作评价很高。奥斯卡·A·H·施密茨在《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序言中说：“辜氏的写作立场是不偏不倚的。”“他是以实事求是的批判态度来对待东西方文化的。人们只要通读此书，就不能不相信，作者的这些思想并非是空想的乌托邦。因为辜鸿铭本人就以他自身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他表示对辜鸿铭的许多观点“只能赞同”。

　　辜鸿铭的著作在西方出版后，总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和评价，而且一般都是正面的评价。他的《中国反对欧洲观念的辩护：批判论文集》在德国出版后，《民族报》评论说：“这部书只能出自这样一位非凡人物的手笔，他既饱学中国文化，又充分接受过欧洲教育。一方面，他是孔夫子学说博学的学生，对自己国家政治及其精神有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对康德有深入了解的留学生。”

　　黄兴涛教授说：“辜氏是五四时期以前唯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是‘中学西渐’史上一个独特的代表。只有他，硬是在传教士的垄断中挤得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