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钦
大家好，我是中新社记者黄钰钦。我想通过三串数字和大家分享我要讲的故事。
9.10。
一提到9月10日，大家会想到什么？
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教师节。但直到我接触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让我知道原来9月10日还是另一个日子——世界预防自杀日。
自杀是人类社会最隐秘的伤口。根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每年有70万人自杀身亡，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死于战争和很多常见疾病的人数。其中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人，更有我们陌生的普通人。更重要的是，相当多的自杀者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帮助和干预。
这是一排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平房。白色的外墙已经发黄，门前的灌木丛参差不齐。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很难想象，但就是在这样一栋建筑里，几乎每天都进行着关于生与死的营救。
全国最早的心理援助热线之一就设立在这里。电话铃声响起，热线咨询员按下接听按钮，面对来自各地的求助者，咨询员在电话中和对方谈论着抑郁、自杀一类的话题，语气平静，就像在谈论日常的天气。
但在电话的另一头，却汇集了最复杂的情绪。委屈、愤怒、绝望，每一种情绪又转化为咒骂、抽泣、痛哭。这一切通过一条电话线传递到这一排平房里，等待着安慰和疏导，乃至一场生死救援。
在援助热线工作13年的王景娜告诉我，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性。作为一名记者，手里的笔就像一束光，为那些不易被关注到的边缘群体点亮。当我看到咨询员们不断接起和放下每一个电话，我相信这是一个值得被更多人关注到的隐秘角落。
800-810-1117。
这个号码就是北京心理援助热线的电话。
在心理援助热线的内部，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一只麦克风，以及一个大号水杯。每一个热线咨询员正是通过这样的“装备”，将站在危机边缘的人们一次又一次拉回来。
但是刚刚加入热线不久的郭毅玮却跟我说，她受到最大的误解就是“被崇高化”。她说，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有能力把试图自杀的人“说活了”。但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问题，是通过三言两语就能改变的。
在与10多名咨询员相处的一个月里，我逐渐了解到，心理危机干预面临的是系统性问题。
由于人手不足，每天的来电数量远远超过她们能接听的上限。“我是真没想到，连死都要排队”，这是来电者对咨询员最常见的抱怨。长期面对负面情绪，不少咨询员称自己是“情感垃圾桶”，他们亟需专业的培训来疏解和保护自己。
一个个问题交织，“复杂”构成了这个故事的底色。而展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是记者的能力，更是责任。尤其当阅读成为奢侈品，当社交媒体上的视频越来越短、背景音乐越来越吵、人们的耐心越来越有限，一些坚守反而更有意义。我希望能用文字的美，去呈现复杂的真。
〔2021〕 15号。
这是一份文件的编号。国家卫健委在2021年1月8日发布一份文件，从国家层面对心理援助热线进行技术指导，也是这个故事选题的来源。
作为一名中新社的时政记者，在官方文件里找到选题是一项基本功。“官话民说”，一直以来是中新社坚持的风格之一。讲好故事，正是“官话民说”的重要方式，就像架起一座桥梁，将字斟句酌的宏观政策，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故事，落脚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
这样的故事，充满力量。稿件发出后，我看到许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分享自己的经历，并鼓励他人不要放弃。稿件还荣获2022年中国网络正能量文字作品，被更多人的所看到。
更可喜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力量正在参与到心理援助中来。从热线建立之初就加入的韦晓艳跟我说，一段时间以来，来电者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是在网上搜自杀和安眠药，搜到了你们这个电话”。也许对方并没有轻生意向，但这个行为本身已经足够美好。
今年是我成为记者的第五年。我始终在问自己，什么样的记者是好记者，什么样的故事是好故事。通过这一次采访，我感受到记录的力量，也似乎得到了答案。
好记者像光，用好故事照亮那些值得被关注的隐蔽角落。好记者像镜子，用好故事直击复杂而深刻的真实。好记者像桥，用好故事连接起官方话语与民间表达，让社会的发展与民众的生活得以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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