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凌青
大家好，我是朱凌青，来自乡村社会事业部。
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三个问题。
假如，你今年38岁，来自农村，在前夫因病过世后，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广州打拼多年，终于在大城市扎根，过上了安稳日子。这时，有人跟你说：村里好多土地都撂荒了，带着你这些年攒下的积蓄回乡吧，回来种地。你会如何选择？
假如，你是一名音乐教师，就职于一所省会城市的顶尖中学。在环境优雅、设施齐全的音乐教室里，你游刃有余地指挥着这座城市最优秀的学生们合唱。这时，有人跟你说：你能来帮乡村小学组建一支合唱团吗？只是，这些孩子没有一点音乐基础，你每个星期得来两趟，因为路况非常差，有时还会刮台风，开车单程需要3个小时……你会去吗？
假如，你快退休了，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在乡镇中心卫生院奋斗了大半辈子，日常业务早已熟稔于心。这时，有人跟你说：你们应该帮帮村子里那些处在生命末期、治疗无望、又在忍受疼痛折磨的患者，你们应该开展安宁疗护，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临终关怀。这要求你重新开始学习，而且在本身就非常忌讳谈论死亡的乡村，这绝对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你还有这个心气吗？
以上三个问题，如果抛向你，你会如何选择？我想，大家早已猜到，这三个假设中的“你”，在现实里，必然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也是大多数故事的“套路”，毕竟，如果没有选择那条“更难的路”，她们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报道中，成为一个个好故事的主角。
但今天，我并不想把报道中的故事再说一遍，我想说说那些我在报道中没有提及的东西。
比如，一声叹息。第一个故事里的你，叫龙祥云。回到位于湖北利川的家乡，种植了十多年的中药材大黄后，她成了带领乡亲打赢脱贫致富翻身仗的榜样，还于去年获评“湖北省十佳农民”。但她叹着气告诉我说：“女人太难了，我兼顾不了家里，我做不了平凡的女人。”把产业做大——放到报道里，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放到这个女人身上，则意味着，在身边的人跟不上她的理念时，她要孤独地往前冲；在工作与家庭的天平上，她始终达不成任何平衡。龙祥云说：“表面光鲜，压力很大，不过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选择了就要坚定。”一声叹息后，她选择一笑而过。但我是不是应该问一句，是什么让一个被评为“十佳农民”的女人还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只因她不是“十佳妻子”“十佳母亲”？
还有，一份沉默。第二个故事里的你，叫王莹莹。她为海南海口秀英区东山镇东山中心小学组建了一支合唱团，用十年时间，培养了近300位团员。她带着这群曾经光着脚在校园里满地跑的孩子，走出东山镇，在区、市、省乃至国际合唱比赛中一次次摘得奖项。但在谈到对合唱团未来的打算时，她并没有那么昂扬。她说，自己为之奋斗了十年的事，虽然已经开出来鲜艳的花，但在更大的教育版图里，其实依然是被边缘化的。她还想把海南的少数民族歌谣改编成合唱，想利用现成的经验为更多乡村小学搭建合唱团……但现实令她沉默，美育，依然被视为乡村教育的奢侈品。她问过自己，如果她不再去东山中心小学，合唱团是否会就此散掉，答案基本是肯定的，所以她只能继续坚持。但我是不是应该问一句，当一个个个人和独立机构点燃了乡村美育的火种，充足、稳定、持续的燃料理应由谁来提供？
以及，一次哭泣。第三个故事里的你，叫平冬。现阶段，在乡村做安宁疗护，人人都把情怀挂嘴边，因为没有情怀，真的很难下去。工作难做、不被理解、付出很多精力却在收入和评定职称上得不到相应回报，这都是常态。作为山东淄博高新区石桥中心卫生院安宁疗护病区主任，平冬还有2、3年就要退休了，她对这些困难看得很开，但一聊起团队中那些跟着她一起做事的年轻人们，她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个99年的，一个81年的，这两个孩子跟着我，几乎没有绩效，也没有怨言。”平冬哽咽着告诉我，她有时候觉得对不起她们，但自己没能力为她们争取更多。是的，总有靠情怀在坚持的人，但我是不是应该问一句，情怀之上，可不可以给农村基层医护人员更多的保障、支持和鼓励，让他们在这条本就更难的路上，越走越暖心呢？
当我发现，有时候一篇报道可能已经结束了，但真正的问题才刚刚浮现，我才真正理解了记者的工作的意义。在新闻的世界里，好故事永远都不会有结尾，所以需要一个又一个的我，一个又一个的你，继续问下去，一直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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