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认为，处理政商关系时，企业要有自己的选择。
4月26日，《“新型政商关系报告”——给企业家的七点建议》（下称《报告》）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正式发布。《报告》由一线财经、时政和法治新闻从业者合作完成。《报告》课题组基于2012年以来80多项政商关系案例一手资料和深度访谈，面向企业家提出构建政商关系的建议。在发布会上，作为报告顾问之一的周其仁教授就新型政商关系的讨论做了点评发言，以下是其发言主要内容：
我想说说这个课题得到了什么结果。
关于经济学有很多定义，其中一个定义是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你要学经济学这门学科，首先要相信人是可以做选择的。人们经常认为社会就是给定的，自己不必做选择。经验证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在政商关系问题上，从企业家的层面看，是可以选择的。
企业家是找一个人罩着，为你开绿灯，处处提供方便，还是宁愿吃一点亏，慢慢发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实际上是在每个瞬间都可以做的选择。
企业家的成功有很多因素，但更多的是持久努力的结果——行业对，战略对，产品代表未来的市场需要，或者是满足了官员政绩观中比较正面的因素，这都是积累得来的。
一个人如果总靠别人罩着，他的本事就不大。什么样的人有本事？往往是那些不太受待见的人，别人容易得到的好处他不容易得到。
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通常说要判断机会。但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企业最重要的是对危险的判断。优秀的企业、活得长久的企业对危险有警觉。
危险很难定义，也是模糊的。在一个时期，流行送钱，但这里包含着危险。企业家如果对国家长远的历史有了解，就会知道送钱这些行为都是长久不了的。
你去收买一个官员，就等于跟国家争夺官员。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它会容忍吗？如果底下的官员都被商人买走了，这个国家就空了。所以任何真正掌握国家的权力总要寻找机会进行反腐败。反腐败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基本条件，总会要做。
喜欢搞权钱交易的企业，很难搞好内部管理。比如有企业家拿现金给官员用于铺路，一个电话过来就把钱送到某一地点某辆车上，甚至连对方车牌号都没看清楚。送钱的是老板手下的人，他们会对你的企业持什么样的看法？你随便把钱付给官员，企业内部所有关系都无法摆正了，所有努力工作的员工都会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如果人心不正，风气不正，很难把队伍带好。
如果整个社会风气不好，特别是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贪污已经成了普遍的风气，这时候企业家做选择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有人说没有现在，就没有长远，我也同意。所以要在现在和长远之间做一个权衡，考虑好什么事情可做，做到什么程度。
关于企业家的底线，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企业要选你自己的底线。这条底线跟社会流行的底线之间，可以等于它，也可以低于它，也可以远远高于它，或者略高于它。我们的建议是略高于社会通行的那条底线。底线太高也不行，曲高和寡；底线如果跟社会流行的底线相平，那你要对这个流行的底线有一个判断。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说，最危险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这样”。事后证明这是最危险的。当周围的人都这么干，你也干，事情落到你头上就是概率问题了。
报告提到企业要选择走出去，意思是要通过移动来免除政商关系的一些麻烦，打运动战。通俗一点讲，就是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中国这么大，你搬家是可能的。你不可能完全离开地球，但可以在可及的范围内做选择。我问过很多企业家，哪些城市可以去，哪些城市不去，是很大的学问。一个企业起来的时候往哪放，成长的时候往哪放，这是很重要的学问。放对了，一步一步就能走顺。所以要审时度势，考虑在不同的阶段，自己在哪里的位置最优。
我80年代时研究很多企业，村里的企业到一定程度如果不走，当地的老乡们就可能把你吃垮了——“咱们一起长大的，你今天发财了也要帮助我们”，前后左右都这么看你，你跟谁能把脸拉下来？算来算去发现迁走更划算，但选在哪里很重要。
《报告》不是讨论中国怎么反腐，那个问题太大了，而是反腐当中我们怎么跟中国的企业家一起往前走，怎么能够把这一页翻过去。
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已经出现的这些民营企业很不容易，我们要珍惜。他们不但牵涉到企业家的身家性命，也是这个国家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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