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框眼镜，学者派头，“现实政治”信徒，地缘战略大师。100岁零两个月高龄时，仍访问北京，穿梭太平洋两岸。
亨利·基辛格2023年11月29日去世，享年百岁零6个月。
他是政治家，外交家，也是战略思想家，还是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领域学术大家。历史曾赋予他独一无二的机会在20世纪美国外交和国际舞台上合纵连横，将他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
一
2016年12月，特朗普以“黑天鹅”姿态，赢得美国大选一个月之后，笔者因缘际会曾经在一个活动上见过基辛格一面。许多人都涌上前，环绕他，注视他，窃窃私语，掏出手机对准他拍照，像在围观一只吉祥的大熊猫。还有些人站到他身后，轮番让别人帮忙拍合影。
基辛格坐在沙发上，手边搁着拐杖，顾自沉思。对“围观”和“被合影”，他没有流露出反感和不悦，甚至没有抬眼望望这些近在咫尺却透过手机屏“观赏”他并合影的人们，好像早就习以为常，安之若素。
现场听基辛格讲话，年逾九旬的老人思维如此清晰，语言表达宁肯含糊，也要坚持某种特有的平衡方式，不由联想到算命先生，言语中总会“留白”——留下足够空间，让听者可以朝多个方向去理解，尤其是自己希望的方向。
当时，基辛格说，每逢美国新总统上台，中美关系都有出现“革命”的可能，但中美合作给两国和世界带来的“集体利益”，使得中美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发生合作与对抗成为“现实选项”的情况，“我乐观地认为，合作之道会占上风”。
此前，中美学术界已经不断就两国关系是否处于“临界点”，是否发生螺旋式下滑，两国战略互信与战略互疑、合作与对抗、积极面与消极面等动态关系的消长展开多次辩论。基辛格也提及这些辩论。总体来看，他的建议大致包含了三层意思。
——时代在变化，如今，“我们不得不航行在一个错综复杂的阶段”。
——在错综复杂的阶段，需要充分理解两国各自的内部需求。
——要记住，如果中美冲突，整个世界就会分裂，因为每个国家都将不得不选边站队。而如果中美合作，两国的共同利益就有望得到彰显，两国就有机会应对一些两国和世界共同面对的挑战。
他还提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换了8位总统，每位总统对美中关系的处理方式都非常相似，说明美国对华政策是跨党派政策。如今，时间再次验证了他的观察。
基辛格说，美国新当选领导人应当问自己两个问题：我想要取得什么成就？我要为此采取什么措施？
在他看来，要践行有效果的国际秩序，应当让所有参与方至少能够不同程度地感到满意。
二
在中国，基辛格的名气很可能比在美国更大，也更正面。这位“中美关系的开拓者和见证者”，是唯一与新中国所有最高领导人都有交往的美国人，是中国人民最著名的“老朋友”之一。
基辛格最伟大成就，公认是作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帮助中国“加入了国际游戏”。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曾说：“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亨利，美国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崛起大国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
从1971年首次秘密访华算起，基辛格访华逾百次。就在今年７月，100岁零两个月的他访问了北京；去世一个月前，他还在纽约举行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上发表讲话。
风风雨雨几十年。中美关系有许多急流险滩，绕不开，不等于就要硬刚。
2021年适逢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时年98岁的基辛格在休斯敦世乒赛期间发表视频致辞，特地指出当年乒乓外交，从美国视角，既是自下而上的草根个人行为——一名美国乒乓球队员致信周恩来总理，请求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又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意愿——当时的白宫，正在设法与中国政府接触，“欢迎任何流露出拉近乃至改善两国关系愿望的举动”。上下呼应，双向奔赴。其结果是，乒乓外交由此拉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基辛格当时说，我很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乒乓球，知道像这样看似边缘性的事件，可以对增进国际理解和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和平，作出多么大的贡献。
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对中国等大国唯一合理的做法是采取“现实政治”态度，即不寻求以理想主义的方式解决世界问题，而是通过谨慎应对不断变化着的全球平衡，对问题进行“管理”。
在为未来50年寻找中美正确相处之道过程中，可能更加需要这样从边缘、从草根出发、致力于达成平衡管控的双向奔赴。
三
基辛格去世消息一传出，美国报刊立即发表各自早已准备好的长篇讣告，世界各地的评价也在涌现。美国人对他的评价，争议两极，有着鲜明的左右两翼立场，也体现了美国人对冷战历史的认知与侧重点。
而从世界角度，你会发现，这是一名高度复杂的历史人物，一个中东人、拉美人、欧洲人，乃至中国人、俄罗斯人、越南人、柬埔寨人、巴基斯坦人……对他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而且可能都有充分的理由。
无疑，基辛格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最有权势、也最具争议的外交家之一。美刊评论他“塑造美国的冷战历史”；“改变了几乎所有他接触过的全球关系”。他为从肯尼迪到拜登12位美国总统提供过政策建议（虽然他始终是共和党人，据说与奥巴马互不待见），这个数量约是美国历届总统总数的四分之一。
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任内，他罕见地曾经同时出任美国第56任国务卿（1973-1977) 与白宫第八任国家安全顾问（1969-1975），一度是美国史上权力最大的外交官。任内外交成绩包括：
——大力推行缓和政策，与苏联谈判，推动两国达成首个战略武器限制条约；
——与北越（当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达成结束越战的《巴黎和平协定》，因此与越共领导人黎德寿同获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黎德寿拒绝领奖，越战两年后方告结束；
——秘密访华，拉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通过“穿梭外交”，结束1973年阿以冲突。有美媒评价说“这使莫斯科失去了中东主要大国的地位，但未能促成该地区更广泛的和平”。
……
离任后，基辛格于1982年在纽约市创立地缘政治咨询公司，凭借广泛人脉和洞察智慧，继续发挥其政治影响力。“9·11 事件”后，时任总统小布什请他主持调查，但因不愿透露咨询他的客户名单而辞职。
有不少人给基辛格写过传记，其中一位作者、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认为，基辛格的真正贡献是作为战略家和谈判家，“将大战略与不知疲倦的穿梭外交以及解读外国同行的能力结合起来”。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学者查尔斯·库普坎尤为看重基辛格的战略思考方式，说：“谈到美国的治国之道，我常常认为存在政策太多、战略不够的问题。基辛格是扭转这一局面的人。”
与此同时，不乏报刊形容他是“战争贩子”“战犯”“冷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左翼人士抨击他在外交决策中忽视道德考量和较小国家的利益。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2001年出版的《审判亨利·基辛格》一书中，指责基辛格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越南、柬埔寨、智利、阿根廷、塞浦路斯、东帝汶等地发生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负有责任。据美媒报道，他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入侵安哥拉，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推翻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授权窃听记者和他自己的工作人员……智利驻美国大使胡安·加夫列尔·巴尔德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基辛格的“历史光辉永远无法掩盖他深刻的道德败坏”。
四
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定期向基辛格咨询。基辛格百岁生日时，他和美国中情局局长都亲自参加庆典贺寿。布林肯在悼词里写道：“很少有人比亨利·基辛格更擅长历史学，而在塑造历史方面做得更多的人就更少了。”
对迷茫于学历史有什么用的大学生来说，基辛格的洞察力和塑造历史的能力，可能是最能体现“历史的力量”的例子。事实上，基辛格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就是《历史的意义》，写了将近400页，迄今保持着哈佛文科生本科论文长度纪录。
基辛格国际政治实践与理念的突出特点，一是“务实”，二是注重均势。这两点都与他深厚的历史学养息息相关。他一生师法欧洲古典政治中的德国名相俾斯麦和奥地利权臣梅特涅，“不受意识形态限制，利用每一种可用选择的能力”。
据说，他本人经常引用歌德的一句格言：如果让他选择秩序或正义，他会像小说家和诗人一样选择秩序。面对批评，基辛格还曾反唇相讥：“一个在外交政策上要求道德完美的国家，既不会实现完美，也不会实现安全。”
1950年，在哈佛读大四的基辛格写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图景。”上世纪60年代初，他又写道：“现实主义者有两种，一种是操纵事实的人，另一种是创造事实的人。西方最需要的就是人们能够创造自己的现实。”
首创”软实力“概念的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是基辛格在哈佛时教过的学生。奈评价说，基辛格懂得“秩序取决于权力平衡，同时也取决于合法性。他的政治并不是鲁莽的现实政治。这是一种复杂的现实政治”。
尼尔·弗格森则总结说，基辛格至少为外交政策提供了四个关键见解：历史是理解对手和盟友的关键；人们必须面对假定问题及其不对称的回报；许多外交政策决策都是两恶之间的选择；领导人应该警惕道德空洞的现实主义的危险。
而在基辛格看来，真正道德的坚实基础是面对令人不快和棘手的事实，其中之一就是国际体系中永久的无常性。他还认为，治国之道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建立或维护秩序，而不是寻求改进。也即让事情保持稳定，而不是让事情变得更好。
布林肯在悼词里写道：基辛格观察到，所有外交官面临的永恒挑战是: 在时间紧迫、信息不全而后果未知之际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并且与历史学家不同，“国务活动家只许猜一次，其错误不可逆转”。
基辛格任美国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都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往事”。但与多数美国离任国务卿不同，他对美国外交和国际事务，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开设咨询公司继续利用自己的人脉”穿针引线“，也不仅仅是中国在中美关系破冰后数十年间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给他带来的影响力“回报”，更坚实的支撑在于他到生命最后时日，仍从未停止过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考，不断著书立说，向世界贡献他的智慧。他的《论中国》《大外交》在未来很多年里，仍然应是外交官们的必读书目。
即便年过九旬，基辛格仍在追求新知。2021年，他与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和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尔·哈滕洛赫尔合作出版《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 深入探讨人工智能问题，担心人类决策过度依赖不受道德和哲学羁绊的算法和数据，将给人类带来危险。美媒报道说，去世前，他在撰写第二本关于人工智能的著作。
10月13日，即他去世一个半月前，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发表了他与艾利森合写的《人工智能军控之路》长文，文中，基辛格呼吁从国家层面开始，着手建立“全球人工智能秩序……以防止人工智能最危险和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并同时强调，中美应当就此展开合作。
抛开世人对他一生功过的争议，笔者认同《经济学人》对基辛格的这一看法：“他的首要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世界大战。”
基辛格是德国犹太难民，15岁逃离家乡赴美，家族至少有13名成员在纳粹大屠杀中丧生。二战后期，基辛格所在的美军部队被派往德国，他亲眼目睹集中营里犹太同胞悲惨情状。
在很多研究者眼里，这是他一生思考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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