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冬，25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越南河内乘坐滇越铁路火车，经由老街进入中国云南河口，开始了他向往已久的西南之旅。斯诺说：“我就是因为读了数百年前马可·波罗关于他越过西藏高原的记述，才树立起雄心，要追随他的足迹……”他后来回忆起这段冒险经历时曾说：“所有这些经历都是留着写另一本书的材料——一本关于云南的书，我开了个头，但一直没写成。”200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帮旅行》，收录斯诺记述云南之行的文字，终令他搁置多年的云南书写心愿得以落地。

  斯诺为这场旅行做了近两年的准备。他以“报联社”撰稿人的身份从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之后雇了一辆车去河内，再乘坐滇越铁路米轨火车，经老街、河口、开远抵达昆明。

  云南铁路博物馆内景，远处是滇越铁路标志性工程“人字桥”模型。新华社记者陈欣波摄

  1931年6月30日，斯诺刊载于纽约《太阳报》的文章提出：“修建这条铁路不啻是一桩宏伟的、勇敢的事业，其想象力之大，对其宗旨的信仰之深，无不显示出一种勇武豪迈的魄力。”但他同时写道：“对于最初为了政治冒险而策划这条铁路的法国人来说，却明摆着是失败了，他们的梦想是完全不能实现的。他们希望把云南并入法国在印度支那的领地，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从当前的情况看，也找不到任何理由能说明他们将来可以做到。”

  当时滇越铁路的进出口量受到战争、匪祸、重税、贪污等方面的影响，军队只要有能力就会随时强行霸占车厢，经济收益严重不足。法国人已意识到这些“失政”现象，因而“除维持好路基外，别的就力求无所作为，只是十分旷达地企望将来会好转，并在沿线起点站与终点站之间维持最起码的服务”。斯诺深刻认识到这个被称为东方铁路建设的奇迹“并没有给冷漠的、毫无兴趣的云南人的生活带来多大变化”，何谈给云南人带来奇迹！

  斯诺在列车上目睹四等车厢的等级划分，他将此称作“利用邪恶的资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屏障”，而军人却能轻易冲破这道界限。士兵无差别闯入车厢的举动令斯诺心生不适，但透过自身的情绪，他留意到这群年轻士兵“眼神里流露出因为经历过自己不理解的苦难而困惑”。这份图景令斯诺心生恻隐，主动与士兵攀谈。

  列车行至临近云南府时，“士兵们相互唤醒，临走时，还向我脱帽致意”。此情此景让斯诺心生感慨：“这些人全部都是好人，他们被命运推上自己不愿走的道路去干力所不能及的事，去经历种种危险，今天到这里，这条路算是走完了，但距离家乡还很远，而自己又贫病交加，连糊口都成问题，老实说，跟这些人一道旅行，谈不上什么舒服。但话又说回来，我所追求的，并不是舒服，而是事件，提到事件，他们告诉我的可就太多了。他们没有向我提任何要求。我总得帮他们一把。”见随身尚有一瓶酒、一篮水果与一盒糕点，斯诺便“全部送给他们，每人还送给滇币一块钱。他们大概觉得送的太多了，那种手足无措的表情反倒使我难为情”。

  斯诺说自己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士兵们“古怪的炯炯目光，透露出一种惊讶之情，使我感到十分痛楚。正是这种感情使我的喉咙疼痛起来，突然之间泪水涌上双眼”。近九十载岁月流转，今日再读斯诺笔下这段记述，依旧令人动容。

  滇越旅途塑造了斯诺平视本土、心怀悲悯的观察立场，这段体察底层疾苦的亲身经历，让他形成拒绝外部主观评判的认知方法。他在《复始之旅》中提出：“我们每个人都是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历史的一部分。”

  以脚步丈量土地，以真心体察众生。2026年恰逢红军长征、斯诺延安之行九十周年，重新梳理他25岁时穿越越南、沿米轨深入滇地的冒险历程，可见这段旅途兼具双重意义：他一边客观审视滇越铁路背后殖民扩张的失败与底层民生的困顿，一边与流离士兵相向而生、生出深切共情；山河见闻沉淀出“立足本土观察中国”的认知方法论，一路走过的险途亦与长征路线重叠，成为他数年之后走进陕北、向世界讲述红色中国的重要精神铺垫。（师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