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华南农业大学昭阳湖畔又热闹起来。

  湖边树木葱茏。时代楷模卢永根院士的雕像静静立在树影里。几名农学院学生伫立雕像前。

  他们有人刚从今年暑假的田间实践回来，有人已经连续两个暑假把脚步留在乡村。

  雕像基座上，刻着卢永根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坚持实事求是，提倡独立思考；不赶浪头，不随风倒；有三分事实，作三分结论。”

  过去，这些话他们在课堂上听过，在书里读过。

  去过田野，再回来，体会不太一样了。

  不远处，卢永根事迹展览室里，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这位“布衣院士”的一生。墙上有一首诗，是卢永根16岁时写下的：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书读……”

  近80年前，一个少年写下这样的愿望。

  今天，一群学农的年轻人，在真实的田野里重新读懂这些诗句。

  大四学生谭学圣第一次真正走进乡村，是在2024年暑假。

  这个在城里长大的农学专业学生，此前接触乡村，更多是研学、参观。那一年，他跟着团队来到广东河源调研。

  当地一种特色油茶品质不错，却遇到销售难题。农户会种、会做，却为销路发愁。

  几个年轻人开始想办法。

  开社媒账号，做短视频，在平台直播……他们把自己熟悉的新媒体手段带进村里，让更多人看到这些藏在乡间的农产品。

  第二年再下乡，谭学圣更多地和农民谈收入、谈种植成本，也开始留意那些过去不会特别注意的细节。

  有一位农户承包土地，种植农产品，还养蜂。谭学圣记得，在田间走路，年轻人没多久已经满头是汗，那位农户却脚步轻快，“步履生风”。

  “给我的感觉，他特别有生命力。”他说，“谈起土地和庄稼，眼里特有光。”

  两次下乡之后，谭学圣开始思考怎样让有限的土地和人力创造更多价值，思考能不能通过育种和生物技术培育更高产、更抗病的作物。

  这些问题过去也出现在课本里，如今，与土地有了更紧密的联结。

  “农村需要更多年轻人去了解。”他说。过去学习卢永根的事迹，更多是知道一位科学家的故事；真正走进田间地头以后，再听“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有了更深的共鸣。

  对于2025级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博士生李浩楠来说，这个暑假，他面对的问题更加具体。

  今年7月，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超级香稻”团队来到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那里有一片等待复耕的土地，当地希望引进新的水稻品种试种。

  8月3日，华南农大“超级香稻”团队于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道试验田与学生们一同插秧。受访对象供图

  第一次走到田边，李浩楠有点意外。

  “以前总觉得番禺已经很城市化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稻田，也有新品种落地的需求。”他说。

  取土、取水、检测土壤肥力和水环境，再根据检测结果制定种植方案。课堂和实验室里熟悉的那些名词，到了田里，都有了具体的模样。

  种植户围过来，问题一个接一个：什么时候播种？肥怎么配？水怎么管？什么时候收获？

  李浩楠发现，真正面对农民时，一句“这是个好品种”远远不够。

  “他们问得很细。”

  团队把航天育种丝苗米超级稻“华航香银针”送到农户手里，并围绕育秧、播种、水肥管理、农药施用等环节进行指导。到了8月，秧苗插进田里。

  那一天，还有30多名中小学生来到田间。

  李浩楠给孩子们讲，一碗米饭最初是怎样从一颗种子开始的。讲完，他带着大家下田插秧。

  孩子们站在田埂边，有些犹豫，不太敢脱鞋。

  李浩楠先踩了下去。

  泥浆没过脚面。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跟下来，很快，田里热闹起来。

  这让他想起自己第一次下田。小时候生活在城市，真正赤脚踩进水田的机会并不多。读了本科，又读到博士，现在再踩进泥里，他觉得“挺舒服”。

  机器越来越先进，为什么还要亲自下田？

  这个问题，他在田里找到了答案。

  插秧机可以插秧，智能设备可以监测土壤，北斗导航可以帮助农机作业，但水肥怎么配、秧苗插多深、一个品种究竟适不适合这块土地，还是需要踩进田里去观察、调整。

  “很多东西还是得自己去感受。”

  更重要的变化，是他开始重新理解“科研成果”这四个字。

  以前，做育种更多想到的是品种、论文、数据。现在，他越来越关心一个新品种最后能不能真正种到地里，农民愿不愿意种，收成怎么样，能不能带来收益。

  “我们常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说，“现在我觉得，不光要写在大地上，还要写在产业链上。”在他看来，不光要育出一个新品种，还要想怎么推广、怎么种好、怎么让农户增加收益，“真正服务‘三农’”。

  站在一旁的博士生赵哲，对这句话深有感触。

  从2020年读硕士算起，他已经在学校航天育种中心待了6年。实验室里的水稻，他熟；大田里的水稻，他也越来越熟。

  这些年，他跟着老师一次次往河源跑。

  当地高温多雨，稻瘟病一旦暴发，轻则减产，重则绝收。团队研发出高产、优质、抗病的水稻品种后，却发现实验室里证明“好”，并不意味着农民马上愿意种。

  新品种太多了，农户也有自己的顾虑。

  “你告诉他这个品种好，他不一定信。”赵哲说。

  怎么办？先找种植大户试。

  2023年，当地稻瘟病比较严重，一些稻田出现明显减产，而试种新品种的田块长势则对比鲜明。农民从田埂这头望到那头，慢慢开始相信了。

  还有一次，新米收获晾晒，米香四溢。路过的村民闻到了，停下来问：“这是什么米？”

  人传人，村传村。赵哲觉得，这样的推广，比实验数据更有说服力。

  这些年，“华航香银针”等品种逐渐从河源走向广东更多地方。华农相关实践项目还推广“稻稻麦”种植模式3000多亩，推动1000多亩撂荒地复耕。

  “我们研究水稻，最终是要给农民种的。”赵哲说，“那就一定要回到大田，回到自然。实验室的盆栽可以控制温度、水分、肥料，大田却不会完全按照实验条件生长。”

  风、雨、病虫害，甚至农户的种植习惯，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只有到田里，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他说。

  这句话，让他想到卢永根。

  卢永根一生从事作物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作物新品种33个，累计推广面积1000万亩以上；年过七旬，他仍到野外寻找野生稻种质资源。

  过去学习这些事迹，赵哲觉得那是一位老科学家的故事。

  现在，他自己在烈日下站过田埂，进过泥田，也一次次面对农户最具体的问题，再读这些故事时，他开始明白另一层意思。

  科研不能只在纸上。“只有自己去田里，实际去做，才能感同身受。”他说。

  三个人，经历并不完全相同。

  谭学圣从走村入户中知道，农民关心的不只是“能不能种”，还有农产品卖不卖得出去、收入能不能增加；李浩楠第一次更具体地面对新品种从实验室走向一块田的全过程；赵哲则用了几年时间，看着一个新品种从少数农户试种，到慢慢被更多人接受。

  从田野回来，他们谈起卢永根时，都不约而同说到同一个词——“实事求是”。

  它不再只是雕像基座上的一句话，可能是弯腰取的一抔土，是农户追问的一句话，是一株遭遇病害的水稻，也可能是一份在实验室里得不到的答案。

  新学期已经开始。

  从卢永根事迹展览室出来，几个年轻人又从那块写着“卢永根办公室”的牌子前经过。白色走廊很安静，窗外是华农人熟悉的树木和校园。

  水稻，还在几十公里外的番禺田里生长。

  到10月，李浩楠和队员们还要再回去。

  那时稻子成熟，他们要和农户一起收割、测产，看这个从实验室走出的新品种，究竟能交出怎样的答卷。

  开学，似乎意味着从田野回到课堂。

  但对这些年轻人来说，那片田并没有被留在暑假。

  它变成了新的问题，也变成了新的课本。

  农学院里，那首写于近80年前的诗还在那里：

  “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

  16岁的卢永根写下的是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今天，当几个年轻人真正走进乡村，看见农民怎样种一块田、怎样盼一个好收成，又带着所学试着回答那些来自土地的问题，他们似乎比过去更懂得，这几句朴素的诗，为什么会被一名研究水稻的科学家记了一辈子。

  而新的学期，他们要做的，仍是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作者：郑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