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如何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背后的逻辑主要在于——科技创新“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天性,与传统银行信贷“重抵押、短周期、低风险偏好”天生就不适配。这个矛盾的解决需要用制度创新来赋能新质生产力。
第一,从“入口端”来看,上市的门槛变了,制度包容性重构上市逻辑。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至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支持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上市,本质上是对资本市场“定价锚”的重新定义。传统IPO审核以盈利为硬约束,而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核心价值在于技术壁垒、数据资产与网络效应,而非短期现金流。将上市标准从“盈利导向”转向“技术导向”,意味着监管在不断优化制度环境:对前沿科技的估值,需要容忍更长的价值实现周期。这种制度包容性的提升,直接回应了当前AI大模型企业“高研发、未盈利”的行业特征,有望吸引头部科创企业回流A股,避免优质资产境外流失。
第二,从“枢纽端”看:并购重组打通全生命周期,融资从“一次到位”变成了“全程陪伴”。深化并购重组快速审核机制、推出储架发行等再融资创新,构建的是科技企业从“初创—成长—成熟”的融资闭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单一IPO通道难以覆盖技术迭代风险。并购重组允许技术路线相近的企业整合,储架发行赋予企业根据研发进度灵活融资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将资本市场的间歇性融资升级为连续性融资,企业可以根据研发进度灵活拿钱,显著降低了科技企业因融资断档而陷入瓶颈的概率。
第三,从“投资端”看:耐心资本培育与产品工具体系,找出“有耐心的人”。支持主动ETF、推出商业不动产REITs试点、引导养老金与保险资金加大股权投资,指向同一个命题:矫正市场投资者结构散户化、短期化的痼疾。新质生产力需要“耐心资本”,但耐心资本不会凭空产生,需要产品工具体系与制度激励的双轮驱动。当前A股科技板块市值占比已超三成,千亿市值公司中科技企业占45%,投资端改革将为科技创新提供更为稳定的资金支撑,形成“科技成长—长期资金流入—估值溢价—再融资扩张”的正向循环。
第四,从“开放端”看:制度型开放与风险防控的平衡,开放不是单向的,需要算好账。
持符合条件的港股公司境内上市、研究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体现的是“以开放促改革”的深层意图。允许港股优质科技企业回归,不仅丰富了A股投资者的选择,更通过两地市场联动,推动估值体系与国际接轨。与此同时,对利用AI非法荐股、跨境违规展业保持高压态势,则表明开放并非无底线,而是在“开正门”与“堵偏门”之间建立动态平衡。
第五,从“空间端”看: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区域协同与全球资源配置。支持浦东、海淀、深圳、苏州、杭州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推动液化天然气、电力等战略性期货品种研发,实质是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从“资金集聚”升级为“风险定价”与“资源配置”。在全球金融资产深度再平衡的背景下,“上海价格”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正从“被动接受全球定价”转向“主动参与全球定价”。
服务新质生产力,不是多批几家科技公司上市那么简单,而是从上市标准、融资工具、投资者结构到开放格局的全方位重构。对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价值投资的土壤在变厚;对监管者来说,考验的是在包容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的平衡。改革进入深水区,相信我们有耐心和执行力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最终服务于金融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中邮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黄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