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中的隆兴寺外景。图片均为 王永奇 摄

  若非那日清晨，从大殿高窗斜射下来的一束光，古建爱好者王永奇或许又将与“容膝”擦肩而过。他踏访正定隆兴寺的次数“早已数不清”，却在这一束晨光的引领下，完成了一次“迟来的相遇”。

  冬日清冽的早晨，游人尚稀。弥陀殿内沉静、肃穆。蓦然，一束光从高处的窗棂透入，斜斜地切开殿内的幽暗。光柱中，尘埃翩跹，如同时光的碎屑。王永奇顺着光的方向望去，看见那束光不偏不倚，正落在殿内西北角一方不起眼的青灰碑石上。

  安放于正定隆兴寺弥陀殿内的“容膝”石刻。

  “光仿佛有灵”，温柔地唤醒沉睡的刻痕——“容膝”二字，就在这光的轻抚下，自斑驳石面中苏醒过来，漾开一片古朴淡雅的光影。“那一刻，心里忽然很静，又很满。”王永奇回忆。

  这方曾被他忽略的石刻，如今意外进入了王永奇的世界。他开始查找文献、请教当地文保前辈，渐渐理清了这方石刻流转的轨迹。

  石刻形制敦朴，高86厘米、宽73厘米、厚15厘米，左侧可见“晦翁书”三字小款，在《正定县志·古碑刻》中亦有著录。它最初立于古城中轴的阳和楼上，上世纪30年代迁往县政府，至上世纪50年代，才落户在这古寺一隅，静守于大殿西北角的微光里。

  “这块不起眼的刻石，恰恰藏着很高远的意境。”王永奇感慨。

  这意境的根脉，深植于华夏精神的厚土。西汉《韩诗外传》中“所安不过容膝”一语，如一枚古老的思想楔子，早早联结了物质与精神的空隙。及至东晋，陶渊明于《归去来兮辞》中吟出“审容膝之易安”，更将其淬炼成一种主动的精神抉择与生命境界。那简陋柴门关住了世俗喧嚷，却容下了漫膝清风、满窗明月——方寸之间，心魂便可游弋于无垠的桃源。

  从此，“容膝”二字，便如一个贯通古今的精神密码，在无数心灵中激起回响。宋时司马光山水劳顿后，得一石磴小憩便觉满足，“所安容膝地，何必更多余”。明末清初方文漂泊于破庙寒夜，默念此二字亦觉心安，“四海选容膝，三山且卜居”。境遇迥异，而那份在有限物理空间中寻得无限心灵安顿的智慧，却一脉相承。

  关于这方石刻的来历，流传着一则美好的传说。正定作家贾大山在小说《容膝》中生动描绘：朱熹被贬途中，夜宿寺内斗室，感慨万千，挥笔题壁。尽管有学者考证指出朱子未曾北游至此，但传说背后，是后世对朱子“俭约修身”“治心为先”思想的深深景仰。

  隆兴寺弥陀殿外景。

  石刻是否为朱熹手书已不是最重要的，从阳和楼到隆兴寺，几经摹勒辗转，人们真正珍视与传承的，是那笔画间凝聚的警世之意：居于广厦不过容膝之需，求于内心乃有无垠之域。奢侈与俭约，外求与内安，在此分野。当年知府范志完将其重立阳和楼，正是欲以此石砥砺世风，传续一份清廉自守、心安即福的处世智慧。

  目光转回当下。我们已远离“容膝”所形容的物质匮乏。广厦明窗，舟车迅捷，信息瞬息万里，我们拥有的物理空间与便利远超先人想象。然而，“无处安放”的漂泊感与焦虑，对不少人仍是如影随形。

  我们被无形的浪潮推涌，追逐更宽敞的居所、更耀眼的光环，却很少静心自问：这奔忙不息的灵魂，其真正的栖居所需，究竟是对外的不断攫取，还是对内的一方清明与安宁？

  西晋张华“人咸知修其容，而莫知饰其性”的箴言，凝于《女史箴》中，穿越千载烟尘，此刻听来，愈发振聋发聩。

  “容膝”之智，今日并未过时。它或许就藏在晨起一刻的静心阅读里，墨香足以滋养心田；或在阳台一隅亲手培育的绿意中，见证生命静静舒展；更在于家人围坐时，放下手机，任温暖的笑语充盈真实的当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容膝”时刻，恰如生活缝隙里透出的微光，为我们纷繁的日常提供了一个渡口，驶向心灵的安然。

  阳光透过门窗洒在弥陀殿内。

  王永奇有一个朴素的期盼：“希望再来弥陀殿的朋友，能驻足片刻，往西北角多看一眼。那块不起眼的石刻，或许能带来一点不一样的触动。”这触动，正是古今心灵穿越时空的共鸣。

  隆兴寺的碑石依旧静立。它缄默，却已将答案刻入石纹，写进每一束凝视它的目光里。“容膝之间，天地自宽”，这并非礼赞困窘，而是揭示一个道理：世界的浩瀚，终究需要一颗安顿的心去领略和丈量。世界再大，大不过灵台方寸；路途再远，远不过一念安详。（作者：杜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