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有我们今天的汤显祖、关汉卿，也应该有我们中国的易卜生、莎士比亚。伟大的时代，呼唤着伟大的艺术！”1985年1月，剧作家曹禺在祝贺《新剧本》杂志诞生的文章中写道。
41年来，这样的呼唤始终鞭策着中国戏剧界。《新剧本》杂志不久前在京举行的座谈会上，如何看待戏剧界的“剧本荒”问题、从而促进中国戏剧文学高质量发展，再次成为焦点。
1985年1月，《新剧本》杂志创刊号的封面页、目录页，以及曹禺、汪曾祺文章首页（《新剧本》杂志供图）
戏剧界缺的是“好剧本”
“‘剧本荒’依然是困扰戏剧界的老问题。”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涌泉说，“但所谓‘剧本荒’，准确说应该是‘好剧本荒’。戏剧界不缺平庸之作，缺的是好剧本。”
据中国剧协2024年的最新统计，10年间全国剧作家共创作大型戏剧剧本逾6000部，其中超过一半被搬上舞台。
陈涌泉表示，10年多来，戏剧文学创作呈现出可喜局面，但也存在题材重复率高、美学风格较为单一、创作与观众需求不匹配、过于依赖编剧名气等一些隐忧，最终导致好剧本缺乏。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剧本荒”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戏剧文学创作从“高原”攀向“高峰”过程中的行业焦虑，即如何创作更多和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精品佳作。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麻文琦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这种忧患意识。他引用“影响的焦虑”这一文学理论，认为“剧本荒”是当下创作者因无法超越历史经典而产生的危机感。
“在中国话剧120多年的历史中，有很多优秀的剧作，对当下创作者来说，突围和破局永远都是一个难题。”麻文琦说，中国戏剧文学有着辉煌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
提升思想性，探索人生之谜
同样在《新剧本》创刊号上，小说家、剧作家汪曾祺写道：“我们的青年，是一大批青年思想者。他们要求一个戏，能在思想上给予他们启迪，引起他们思索许多生活中的问题。”
41年后，提升剧本的思想性仍是业内共识。
“剧本创作和一个时代的思想有高度的共振性。”天津大学地域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邵延枫说，“40多年来，中国经历着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变，我们呼唤更多对此有深刻表现和思考的优秀剧作。”
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的文艺团体到农村演出抗战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该剧是“国防戏剧”代表作。（新华社发）
从冲破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左翼戏剧”，到唤醒民众团结抗日的“国防戏剧”；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话剧民族化”高潮，到改革开放后的“探索戏剧”……
“这些创作高潮的出现，都是因为那些时代的观众迫切需要戏剧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愿望。”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年逾八旬的剧作家欧阳逸冰说，剧作者应努力与时代精神同步，并认清时代中的暂时性问题和永久性问题，方能创作出优秀剧作。
1980年6月，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演出话剧《屋外有热流》。该剧是“探索戏剧”代表作。新华社记者王辉 摄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曹禺剧本奖得主喻荣军说，当下的戏剧市场常陷入题材重复的困境，充斥着缺乏营养的“行活”，应给创作者更多探索空间，让戏剧艺术保有更多思辨力量。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张先认为，优秀剧作除满足观众对故事情节的需求外，还应提供对人生和人性的深入观察和剖析。“观众希望在一个自己未过的世界中，看到像自己一样的人，体验没有体验过的人生，探索人的存在之谜。”
适应市场，引领文化全产业链
冬日的周末，位于京郊的密云大剧院人头攒动，这里既上演传统戏曲，也上演“开心麻花”喜剧，两类剧目都很有市场，这让来此调研的北京演艺集团原总经理王珏感触颇深。
“受众的审美是多样的，需求也在变化。”王珏说，行业管理者、剧院运营者要看到市场变化，从而引导剧作者与时俱进，这是破解结构性“好剧本荒”的重要途径。
2011年8月31日，莫言编剧、任鸣执导的话剧《我们的荆轲》在首都剧场首演。新华社发（李晏 摄）
10多年前，编剧林蔚然就发现了两种创作新倾向：一是邹静之、莫言等著名小说家进入戏剧创作领域，把其在文学界的号召力带进戏剧界；二是一些媒体人、自由撰稿人成为编剧，创作的带有快餐化特点的剧作获得了一批年轻观众的青睐。
如今，市场再次发生变化，以沉浸式、互动性为突出特点的演艺新空间中的文旅戏剧成为新宠。
2025年7月8日，环境式沪剧《日出》在上海沪剧院“尚沪·演艺新空间”彩排。新华社发（陈浩明 摄）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曹禺剧本奖得主罗怀臻介绍，在两千多年的世界戏剧史上，镜框式舞台以及与其适应的演剧方式是近几百年才出现并逐步流行起来的；近年来国内迅猛增长的“演艺新空间”及与其适应的沉浸式戏剧，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更适应市场需求的趋势，因此他希望更多剧作者关注文旅戏剧，甚至二次元、人工智能等新现象，开拓更多新的戏剧形式。
“剧本作为文化创意的核心环节，应该进行更多跨界创作，作为文化产业全链条的引领力量，在文化赋能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张颐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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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白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