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和古书打交道，是一种福分。”作为版本目录学家，沈津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

  沈津一生都做着让沉睡的古籍被更多人看到和知晓的工作——

  曾追随著名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30年，协助编辑《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翻遍上海图书馆所藏1万多部古籍善本；

  全程参与20世纪中国最为浩大的古籍普查编目工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练就版本鉴别的“火眼金睛”；

  20世纪90年代后，他执掌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完成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编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让流落美国的中文古籍得以化身千百，回归中国；

  2011年退休后，先后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担任特聘教授，培养青年学子。

  如今，81岁的沈津仍笔耕不辍，活跃在古籍保护领域。

  “最幸运的人”

  “我是中国图书馆学界最幸运的人。”回顾在上海图书馆的日子，沈津这样说。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提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图书馆原馆长程焕文认为，沈津能够成为享誉全球的中文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不外乎“苦学精究”与“质之良师”。

  这8个字，正是沈津在上海图书馆的写照。

  1959年，沈津初中毕业，作为老大的他想为父母分担生活压力，便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上海图书馆。

  幸运的是，1960年3月，上海推出文化系统以老带新人才培养计划，沈津有幸被选中，进入上海图书馆典藏部特藏组，跟随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学习古籍整理、编目、鉴定，从此迈进版本目录学的大门。

  古籍，承载着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版本目录学家，则是连接古籍与现代人的桥梁，学者借助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寻觅到可靠的文本，最大限度发挥古籍的学术价值；大众因他们的普及，有机会领略古籍的独特魅力，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他们让深藏书库中的古籍化为鲜活的文化，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

  在上海图书馆，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瞿凤起也从旁协助辅导沈津。他们每周都会集中为沈津及其他几位青年讲课。更多的学习是在办公室的朝夕相处中。“老一辈的影响是无形的，在他们身边，潜移默化中，你就能学到很多东西。”沈津说。

  沈津有时会跟随潘景郑、瞿凤起到上海古籍书店买书，到朵云轩买碑帖、尺牍。“我跟在他们后面，会觉得为什么他们挑得那么快？他们熟呀，一看这个东西，要！”

  在上海图书馆，沈津什么都干，什么都学。“老先生们都很喜欢上进的青年人，只要你努力，他们一定愿意教你。”

  潘景郑的小女儿曾用上海话告诉沈津：“爹爹老早喜欢侬（你）了。”说起这件往事，耄耋之年的沈津仍流露出被老师夸奖的骄傲。

  顾廷龙要求沈津每天练习1小时毛笔字。“这培养了我鉴定古代抄本、题跋、尺牍真伪的能力。”沈津说，“因为真品都是一气呵成地写下来的，而伪品总有破绽，慢慢就能体会了。”

  1961年，顾廷龙给沈津定了一个题目，研究翁方纲。沈津一直记得顾廷龙当时的话：“版本鉴定只是一种技术性的东西，你要围绕一个题目做研究。”

  翁方纲是清代文学家、书法家、金石学家，曾担任《四库全书》的纂修官，为许多书撰写提要。“顾先生说翁方纲这个人很了不起，想要研究，但他当时没有精力了，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这项工作持续了40年，按照顾廷龙的指点，沈津从各大图书馆所藏古籍、碑帖、字画中辑出翁跋1300余篇、翁致友朋手札数百封，最终完成了120万字的《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编纂了40万字的《翁方纲年谱》。

  在沈津心目中，自己最重要的著作是《顾廷龙年谱》。“这本书我是带着对老师的感情去写的。”

  为纪念顾廷龙诞辰100周年，2002年7月，沈津开始了《顾廷龙年谱》的写作。一年多时间里，他去多地寻访、搜集顾廷龙的史料，“节假日每天工作12至14个小时，工作日的清晨及晚间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20年后，年近八十的沈津又在新搜集到的史料基础上，将70万字的《顾廷龙年谱》扩充至145万字的《顾廷龙年谱长编》，完整展现了顾廷龙从1930年代任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主任，到筹划上海合众图书馆，到1960年代初任上海图书馆馆长，再到高龄主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续修四库全书》的毕生事业历程。

  上海城隍庙每周日办书市，沈津常常和朋友一起去逛，这是他了解民间古籍收藏的渠道，但他几乎不买古籍，只买学术研究需要的参考书。“有的古籍善本确实好，作为投资的话，买了再卖一定赚钱，但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因为顾先生他们都不这样做，他们都是用知识为公家谋利益。”沈津说，这是“没有约定的规矩”。

  遍览典籍

  冬日午后，记者来到沈津在上海的家，他正在书桌前审校出版社寄来的《沈津说古籍版本鉴定》校样。“这是我从事版本目录学工作60年的小结。”沈津介绍，“在这本书中，我举了大量的例子，都是几十年来我自己亲自翻阅过的古籍善本。”

  60年来，沈津遍览海内外中文古籍，他的“书缘”让许多业内人士羡慕。

  在上海图书馆，沈津协助老先生们编辑《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每天，潘景郑、瞿凤起会交给沈津一沓卡片，每张卡片上都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内容。沈津推车到书库，按照卡片把书一部部取出来。潘景郑、瞿凤起用书核对卡片，有不对的地方，就在上面修改，有时也把卡片上缺少的内容补进去。顾廷龙要求沈津每天都要将卡片上的修改看一遍，并琢磨修改的原因。

  沈津那时没有结婚，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库旁的一间宿舍里，相当于承担书库的保卫工作。漫漫长夜，沈津把白天没看完的古籍善本继续看完，“想多学点业务，就多看书，白天各种事情多，晚上效率更高”。这样日积月累，沈津对古籍版本鉴定、编目逐渐有了自己的心得。

  1965年底，《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初稿完成，沈津也将馆藏善本，包括宋元明清的刻本、抄本、校本、稿本、套印本、活字本以及敦煌写经等，共计大约1.4万部，全部经眼了一遍。“这为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20世纪中国最为浩大的古籍普查编目工程，作为该丛书主编顾廷龙的助手，沈津全程参与了编纂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大量古籍或被毁或流失异国。1975年，病中的周恩来指示，要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1978年，这一工程正式启动。

  初审期间，参与编纂的专家们都集中在北京，审阅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汇集的6万多种13万部古籍善本的卡片。沈津担任经部副主编。他们要凭经验判断，卡片上著录的书是否为善本，各书的著录及版本项的认定是否准确，书名相同的书是否为同一版本等。发现有问题，就发函要求收藏单位寄来书的复印件或照片，有时还需要出差去相应图书馆亲自查阅。

  “从开始筹备，到初审，再到复审，最后定稿出版，一共花了10多年时间。”沈津感叹，当年全过程的参与者，目前在世的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上海图书馆的任光亮。”

  1995年3月，沈津因“在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获得原文化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表彰。

  1986年，沈津在古籍领域的视野得到进一步扩展，这背后的推动者是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沈津的外公和杨振宁的父亲是亲兄弟，他叫杨振宁大舅。杨振宁建议沈津：“你做这一行，应该到外面去看看。”

  通过杨振宁的帮助，沈津来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图书馆。在美国访问的近两年时间里，他走访了美国许多大学和公共机构的图书馆，与许多海外学者建立了联系，其中不少人是杨振宁介绍的。杨振宁曾叮嘱他：“你不是去看图书馆的建筑，而是要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有哪些收藏，特别是还有多少中国古籍没有被发掘出来。”

  每周六上午，沈津要到杨振宁的办公室和他聊天。“我每次去了某个重要的东亚图书馆，看过他们的收藏后，一定会跟杨先生汇报。可以说我在美国看到那么多的东西，都跟他有关系。”

  杨振宁平时阅读中文报纸时，凡是看到有关古籍的消息，都会剪下来留给沈津。一次，他看到《纽约时报》上有篇文章，提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发现了明代嘉靖刻本《老子亿》。“杨先生说‘我来翻译给你听’，我就拿了一支笔、两张纸，他一字一句翻译。”这份记录稿沈津一直珍藏着。

  “杨先生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人，深刻影响了我。”沈津说。

  “化身千百”

  “由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都不可能将原书回归国内，所以我们采用影印和撰写书志的方法，将难得的图书的内涵进行揭示，视作另外一种意义的回归，这样保存在海外的珍稀善本就可以‘孤本不孤’，能够‘化身千百’。”2025年12月30日，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召开的古籍数字智慧应用与第十一次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座谈会上，沈津在视频发言中提到了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岁月。

  1992年4月，受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邀请，沈津来到哈佛燕京学社，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撰写善本书志。“中国那么多好东西流落在美国，必须有人去发掘它们的内涵，我要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两年时间，沈津以一己之力，完成善本书志的宋元明部分。后来，他又和来自中国大陆的四位访问学者合作，继续当年没写的清代部分，最终完成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共计400万字。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在沈津之前，也有中国学者将北美重要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善本书，通过书志的形式予以发掘，如王重民著、袁同礼修订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王重民著、屈万里校订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李直方著《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藏明板书录》，但这些书志内容比较简单，信息量较少。

  沈津认为，书志应详细揭示书的内容版本，而不仅仅是一张藏书卡片的放大。因而，他所撰写的书志，是将书名、卷数、行款、板框宽广、题名、序跋先做揭示，再将作者简历、各卷内容、撰著缘由、序跋摘录、版本认定依据、书的特点、讳字、刻工写工绘工印工出版者、他处之入藏及收藏钤印等，一一详细勾勒，供研究者参考利用。

  “从沈先生撰写的书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版本学家的职责和品格，那就是作为一个图书文献的整理者，以渊博的学识、大量的精力、无比的耐心，去探究细小的、琐碎的问题，甘当垫脚石，为图书文献的利用者铺平道路、创造条件，引领其进入正确、平坦的轨道。”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姚伯岳认为：“这相当于一个高明的版本学家提前对该版本各方面的情况作了简明的介绍，为读者下一步的阅读和利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沈津还编纂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他精心挑选出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稀见古籍67种，都是国内见不到的珍稀善本，并一一撰写提要，介绍作者、内容、版本、源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沈津写书志，不打草稿，完全依靠深厚积淀。每天，在他的办公桌上，左边放着善本书，右边放着500格稿纸，他一边翻书，一边将要写的内容直接写在稿纸上。

  2004年底，姚伯岳曾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派出的访问学者，来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当时，他和沈津在同一间办公室，朝夕相伴。在他的记忆中，“沈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不下棋，不打牌，一天的工作之后，唯一的嗜好还是看书、写作。他在美国那么多年，除了外出开会，几乎没有到什么风景名胜旅游过。他的敏捷和聪明程度是少见的，但为了集中精力，他不学开车，甚至不愿在学英文上多花时间”。

  沈津告诉记者，自己年轻时也喜欢打乒乓球、看小说，顾廷龙提醒他不要浪费时间，要多看业务方面的书。沈津理解老师的苦心，把这些爱好都戒掉了。

  沈津的关注不仅仅在古籍。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他还发掘出尘封数十年的延安版《参考消息》《红军长征记》等革命文献，并联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其影印出来。

  “当我在善本书库里发现了它，感到这是一本难得的书，在读了其中的一些篇章后，我不仅为它感动，也想到我的责任，那就是要写成文章予以披露。”沈津这样讲述发现《红军长征记》时的心情。

  秉持“学术乃天下公器”的观点，沈津一直呼吁图书馆将重要馆藏进行影印。“重要图书馆里的资源都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很多藏书人的捐献，才形成今天的规模。所以像重要的古籍善本、地方文献，或者其他有学术价值的东西，都应该整理影印出来。这样学者们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才能发挥它们的价值。”

  对于民间的收藏家，沈津也努力促成其收藏的影印。浙江慈溪收藏家励双杰，藏有1000多部近2万册家谱，具有历史与文化价值。沈津联系励双杰：“这些东西藏在家里，起不了重要作用，你如果愿意印出来，我来联系出版社。”目前，励双杰编纂的《思绥草堂藏稀见名人家谱汇刊》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了5辑。

  “停不下来”

  “在技术发展的今天，我们这些人要怎么做？”

  “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次是要将自己的所藏‘化身千百’，便利更多人。”

  2025年10月28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四届藏书家古籍收藏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青年学子伍嘉明目睹了沈津和一位藏书家的对话。

  伍嘉明问：“我们这一行是不是要有一种使命感？”沈津轻轻地在他肩上拍了几下，笑着说：“你要知道你的肩上有图书馆员的责任和担当，我们都在为读者作嫁衣。”

  自2011年退休后，沈津先后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担任特聘教授，培养版本目录学领域的青年学子。他自己学术素养的形成，源于传统师徒相授的传承模式，他带学生也是这样的方式，“我一直是追随着老师们的脚步，一步一步向前走”。

  沈津在中山大学的6年间，现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的王蕾与其朝夕相处，时时问学于侧。

  “每周半天的漫谈研讨是先生独具风格的培养形式，他希望以此促进专业学习与专业能力提升。”王蕾回忆，在漫谈中，大家聚焦馆藏古籍整理问题，集中讨论版本著录各细项，沈津通过实物研判讲解，使大家在交流中提升版本鉴别与著录能力。大家也可提出感兴趣的题目，沈津则结合数十年经眼的稀世珍本、鉴别心得、书林掌故，阐幽发微，带领大家深入探讨。

  沈津认为，培养古籍鉴定人才，唯有实践才出真知，而要想大量地经眼古籍，必须有一个大型计划，比如编目录或大型图录。王蕾说，在沈津指导下，中山大学图书馆先后开展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增订本）、《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和《黄海章珍藏书画图录》《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图录》《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等书的编撰与出版工作。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版本目录学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但沈津认为这是做研究必备的。“读书必须要懂一点目录学，如果你不知道一部古籍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你就不知道它的内涵，就很难发掘出它的重要性，也就没有进入学问的门径。”

  沈津爱书，但对书的聚散却很豁达。他在上海的家中有专门的书房，四面都是书架，餐厅的一面墙也都是书。沈津说，这已经是处理过的了，去年散了17箱，今年又散了300多斤，都送给做研究的朋友了，他们更用得着。

  书在沈津心中的地位无与伦比。“做研究离不开书，你想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和书打交道，你和书之间是鱼和水的关系。”在沈津看来，这也是书之美所在，“如果一个学术问题通过看书、考证能够解决，将带给我一种心灵上的愉悦，我就觉得这是一种美。”

  多年来，在遍览古籍善本的同时，对于有意思的资料，沈津大多做了记录。“我的读书笔记很多。每当发现有用的资料，即便现在不会用，我一定会把它复印或记下来。”沈津给记者分享了几则他手边的读书笔记，少的一两百字，多的上千字，娟秀的字迹在一张张A4大小的纸上铺开，再装订成册。这样的读书笔记已积累了100万字。

  2005年，沈津查出重症，手术后的那段时间，他睡不好、吃不好，身体极度消瘦，连看电视的力气都没有。那时他想的是，如果有幸熬过去，一定要把多年积累下来的读书笔记整理成文发表出来。

  20多年过去，沈津完成了《老蠹鱼读书随笔》《书林物语》《书海扬舲录》《伏枥集》《沈津书话》《沈津说古籍版本鉴定》等10多部著作，如今，他还在继续书写着。沈津说，他一开始想的是一生完成500万字，后来增至800万，现在看来1000万字也打不住了。“停不下来的，停不下来的。”说到这里，他笑了。

  为什么要不停写下去？

  “我有幸经眼那么多古籍善本和普通古籍，通过书志、书录、书话的形式梳理它们的价值，让读者得以了解与利用，也算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一份力。”沈津说。（记者 刘梦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