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大地，沃野千里。田间地头里，一只只用完的农药瓶，被村民们丢到距离庄稼地并不远的回收仓。

  “瓶里也许只剩几滴药液，但如果随手丢进沟渠、埋入土壤，残留物便可能进入耕地和水体；若混入普通生活垃圾，则可能在收运环节造成二次污染。”朝阳市桃花吐镇下洼村村支书刘雪雷说。

  在辽宁西部的朝阳市，这样的村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仓已安装4228个，连接着143个乡镇级回收站。当地正在构建一条“农户交回、村级收集、乡镇归集、规范处置”的生态治理链条。

  “过去散落在田间地头的瓶、罐、桶、袋，从此有了离农田最近的固定去处。”朝阳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科长尚达说。

  在西南某地一处注满水的农田边，丢弃着杀虫剂等农药包装袋（4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小仓为何重要？朝阳地处辽西，村庄、农田分布较为分散。让县乡车辆逐户收取一个个空瓶，成本高、效率低；只在乡镇设点，又容易因距离过远让农户失去交回意愿。尚达认为，朝阳各村把仓设到田间地头，相当于把农业污染治理的触角延伸到生产环节的末端。

  回收仓网络不断铺开的同时，中国农业投入品使用量正在持续“做减法”。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量为4988万吨，比2020年减少279万吨、下降约5%；种植业农药使用量降至23.75万吨，比2020年减少约1万吨。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已分别提高至43.3%和45%。

  回收仓建起来，只是解决了“有没有”；能否长期运转，还要解决“谁来管、多久运、到哪去”。农药包装废弃物体量小、来源散、再生价值低，部分还带有残液，收集、运输和处置成本往往高于其可回收价值。“仓体若缺少防雨、防渗措施，台账记录不清，或装满后迟迟无人转运，小仓本身也可能成为新的污染点。”刘雪雷说。

  因此，真正需要建设的不是一批孤立设施，而是一套围绕回收仓运行的制度。

  农业农村部2020年发布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明确，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均负有相应义务；县、乡、村应合理布设回收站点，经营者和回收站点须记录回收数量及去向，台账至少保存两年。刘雪雷认为，一个村级回收仓，实际上连接着农药销售、农业生产、基层治理和末端处置多个环节。

  这是在中部某省一农资经销点拍摄的横幅——“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清洁环境爱护碧水蓝天”（4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郝源 摄

  中国各地也正在探索不同的做法。

  湖北宜昌将2000余家回收站点纳入电子台账，引导14家农资企业组建专业化回收处理公司，以“一元一斤”、积分兑换等方式提高农户参与度。近年来当地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82.8%，经高温焚烧实现无害化处理和能源利用。

  浙江金华市金东区则定制防雨、防漏、防遗撒的专用回收仓，通过农药购买与包装交回信息比对，提醒“买得多、交得少”的农户及时补交。“村民们都已经习惯了把空农药瓶、空农药袋回收换钱。现在村里，已经很难看到随意丢弃的农药瓶、农药袋了。”金东区多湖街道国建农资经营部负责人丁建国说。

  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思宁认为，这些做法说明，回收仓虽小，背后至少需要三种力量：公共财政承担体系起步和兜底成本，生产经营主体履行延伸责任，数字化台账降低监管成本。如何在政府、企业和农户之间分摊成本，是这项尝试能否持续的关键。

  对朝阳而言，4228个回收仓完善了乡村生态治理网络。朝阳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席海军表示，下一步更重要的是把“设施数量”转化为“运行质量”：根据农时动态优化收运频次，确保台账清晰、去向明确；引入农药生产、经营企业和专业处置机构，建立多元共担机制，减少单纯依靠财政投入，提升回收体系自运转能力。

  中国农业生产主体数量多、地域差异大，农业面源污染往往由无数微小、分散的行为累积而成。单个村级回收仓看起来微不足道，却正成为连接亿万小农户与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关键节点。（记者崔师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