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五名红军战士的铜像。一名战士搀扶着同伴，艰难跋涉；居中两人并肩而立，一个扛枪远望，一个拄枪背刀，神色严峻；边上一人背着背包、斗笠，弯下腰来系鞋带，像是下一秒就要起身赶路。

  雕像前，五座坟茔并排着。坟前摆着花。纪念碑上刻着八个字：“苍山永翠 浩气长存”。才下过雨，地上没有落叶。风吹过叶子，沙沙地响，像人在低语。

  这是位于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的石壕红军烈士墓烈士铜像。本组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 周文冲 摄

  站在位于重庆市綦江区的石壕红军烈士墓前，我想起一句话：只要有人记得你，你就还活着。

  五名红军战士，没有留下名字。但90多年过去了，几代人都还记得他们。

  54岁的李克春记得。

  我到他家时，他刚做完农活，洗了把手，和我讲起他爷爷李树清藏红军的故事。

  那是1935年1月21日。红一军团8000多人早晨从贵州松坎出发，当天下午到达石壕场。当晚，一师卫生队在李树清家宿营。李家拿出大米，让战士们煮着吃。

  这是石壕镇的“红军洞”。

  李克春说，红军战士借用自家的稻草，铺在院坝里，席地而睡。第二天凌晨，卫生队开拔时，把院坝打扫得干干净净，留下重伤员托李树清照顾。

  家人提醒他：“保长说过，包藏红军，要杀全家。”李树清说：“红军是好人，伤员走不动，我不忍心不管哪！”他把伤员背到屋后山崖下隐蔽，连邻居都没让知道。一家人轮流送饭，找草药为伤员敷伤口。

  李克春家的院坝里，窗户下有一块“红军卫生队驻扎遗址”碑，立于2019年，是区文物保护单位。90多年过去了，李家人还住在这里。

  这是石壕镇的红军桥。1935年1月21日，红一军团经此进驻石壕。

  我顺着院坝边的一条小路往山下走，拨开挡路的杂草，几分钟后，来到一处石壁下。石壁上用红漆写着“红军烈士掩埋处”“红军洞”。没有洞顶，只有一些树枝、藤蔓，遮不住风雨，勉强容一人躺下。

  两名红军战士因伤势过重在此牺牲，李树清和村民把两人就地安葬。他们不知道战士的名字，只知道一人姓刘、一人姓洽。

  从“红军洞”出来，我去了长征村。村党支部副书记赵远华告诉我，全村600多人，几乎都知道红军司务长的故事。

  这是石壕红军烈士墓的烈士纪念碑。

  也是1月21日当天，红一军团一部在箭头垭场吃过午饭后，大部队先行出发，司务长和两名战士殿后，向群众归还借用的东西。苏区纸币在这一带不能用，三人就用银元，兑回战士购物时付给群众的苏区纸币。

  三人完成任务，正要追赶大部队，被贵州盐防军一个班包围。司务长掩护战友突围后，负伤被捕。

  盐防军搜走他的挎包、饭盒、筷子和银元，灌石灰水、烧烙铁，逼他交代红军行军路线。司务长一句话没说。当晚，他被押到石壕羊叉，吊在农民赵兴五家坝子边的桑树上。赵兴五给他送来饭菜。司务长怕连累老乡，不肯吃。次日，司务长被押到石壕茅坝坪杀害。当地农民把他埋在离就义处几米远的田里。

  村民都知道，司务长是为了给老百姓兑银元，才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走。

  这是红军司务长被羁押遗址。

  沿着一条青石板小路，穿过农田，路的尽头，有几间瓦房。院坝边上，立着一块碑：“红军司务长被羁押遗址”。周围有不少树，但当年吊着司务长的那棵桑树，已经找不到了。

  赵远华带我走过一大块开阔的平地，又往山下走，找到了“茅坝坪红军司务长牺牲地及墓地遗址”。附近还有一座红军纪念碑，碑顶有一颗五角星，纪念的是红军转战重庆綦江期间牺牲的五名烈士。碑前开着几丛粉红色的彼岸花。

  五名烈士中，除司务长和刘、洽两位在“红军洞”养伤不治的战士，还有两名无名战士也是红军到达石壕时因伤势过重牺牲的。

  1981年，五位烈士遗骨迁葬新建成的石壕红军烈士墓。

  红军司务长牺牲的村子，改名为“长征村”。村里人的想法是，有红军战士在此牺牲，要用村庄的名字永远记住他们。

  烈士没有留下名字，村庄有了新名字。

  走访时我听说，就在三年前，司务长的名字找到了。

  2023年2月，綦江区档案馆接到石壕镇信息，说有司务长的外曾孙到石壕红军烈士墓祭奠。随后，区里成立寻访组，去湖南、江西等地走访，基本确定这位司务长就是湖南醴陵籍烈士李泽益，牺牲时年仅27岁。

  这是位于石壕镇长征村的红军纪念碑。

  因为没有做DNA检测，只能说是基本确定。李泽益的后人不想惊扰墓中的司务长。他们说，不管他是不是李泽益，都把他当亲人祭拜。今年清明，李泽益的后人从江西萍乡来到重庆綦江石壕，摆上鲜花，洒下一杯白酒。

  墓碑上的名字，还是“司务长”。

  在石壕红军烈士墓，晴天可以看见远处的尧龙山。尧龙山，正是五名烈士铜像面朝的方向。铜像朝东，是长征出发地的方向。

  很多红军战士年轻离家，走上长征路，却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留在了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和身下的土地融为一体。

  但他们并没有离去，因为我们还记得。（周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