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4年，秦平岭南，设南海郡，下辖番禺、龙川、傅罗等县。广东有文字可考的建置史，从这一年算起。
再往前，史书几乎是空白的。《吕氏春秋》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缚娄”，一说在今博罗一带，打开了后世对先秦岭南的想象。但这片土地上的人怎样生活、住在哪里、与谁往来，文字再无记载，只能向地下探寻答案。
9月19日，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中期成果汇报会在惠州市博罗县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到场。
南方+ 徐安童 拍摄
会上被反复提起的，是一处名叫罗阳的遗址。“起初表面没什么东西，只有几块陶片。”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张强禄四次来到博罗，“换一拨人可能就放弃了，可他们往下挖了两米。”
两米之下，是一座战国时期的聚落。
“此前，岭南广东地区从未发现过规模如此之大、保存如此完好的战国时期聚落遗址。”张强禄说，“虽然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但就目前的发现来说，已经非常震撼。”
走入“忽明忽暗”的岭南先秦史
“上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曾提出广东考古的两个特点，一是‘若明若暗’，一是青铜时代文化面貌一团漆黑。”广东省考古院副院长邓宏文说，“直到今天，先秦时期广东考古依然是若明若暗，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考古编年和文化谱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博罗先后发现梅花墩窑址和银岗遗址，90年代以来的多次发掘，以及后来的横岭山墓地出土了铜甬钟、铜鼎，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基本建立起了广东先秦考古的编年骨架。
春秋战国时期的制陶业、墓葬区域被一一点亮，但关于先民日常起居的聚落遗址，却始终缺席。
银岗遗址最后一次发掘在2003年。此后由于缺乏合适的领衔人选与团队，东江流域商周考古的工作中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2024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惠州市、博罗县签署战略协议，将这项关乎岭南历史连续性的考古工作重新拾起来。次年，惠州在全市划定了第一批地下文物埋藏区，将“罗阳地下文物埋藏区”列入其中，以此确保基建项目动土前完成考古勘探。计划将博罗地区划分为西部、中部、东部三个区域，开展系统性聚落考古调查。不仅要探寻这里是否存在先秦聚落，还要明确聚落的形态，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
负责这件事的，是来自省考古研究院的李博，一位在罗浮山下长大的青年学者。
而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今深度工业化的博罗。这里人口密集，宅基地、厂房、道路、鱼塘和农田几十年来不断改写地貌，遗址或被扰动，或被现代建筑、耕作层和厚厚的自然堆积盖住。岭南植被又密，地表可见度低，东江及其支流沿岸淤积深厚。“岭南的区域考古，不能简单照搬地表遗物丰富地区的经验。”李博说。
“手铲释天书”
“考古界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叫‘手铲释天书’。”李博说，秦汉以前，能直接反映惠州、博罗一带社会面貌的传世文献非常少。这里的人怎样生活、聚落如何分布、技术怎样传播，难以依靠文字记载回答，只能通过考古材料一点一点去寻找证据。
考古队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指导，动用了国内穿透力较强的16回波无人机激光雷达，试图像中美洲雨林里的玛雅考古那样，从空中“看穿”树冠。但结果并不如愿。梯田地区尚能识别地表遗迹，一进林区，屏幕上只剩一片模糊。
受访者供图
上天不行，就靠脚。“只要有山我们就爬，没有路就自己开路。”李博回忆。一年多来，考古队在博罗中部和西部走完500多平方公里，新发现先秦遗址170余处，有一些规模较大，但更多的是山岗上散落的一片陶片，有的连性质都还无法判断。
罗阳遗址的发现是个偶然。它藏在冲积平原的低地里，地表毫无迹象。考古队在当地一处清淤的沟渠中发现了少量陶片。
考古队立刻向国家文物局申请500平方米抢救性发掘，同步完成遗址周边15万平方米勘探，布设探沟5条、探孔500余个。这处遗址，正位于春秋时期的梅花墩窑与战国时期的银岗窑之间。
“现代建设与考古保护并不完全是对立关系。”李博说，“道路、鱼塘、宅基地形成的新断面，有时反而为我们观察地下堆积提供了窗口。关键是考古工作能否及时介入，对这些信息进行识别、记录和判断，并在发现重要遗存以后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发掘从2025年6月27日开始，10月23日结束。这4个月，正是岭南台风和暴雨最凶的季节。
文化层深埋约2.5米，地下水位又高，一个探方随时可能变成池塘。考古队把工地改造成一个小型水利工程：探方四角各打一口深井昼夜抽水；沿探方外缘挖浅沟截住雨水，引到角落最低处的集水井，浮标式自动抽水泵，水一到位就启动。坑内水位由此稳定在探方作业面以下三四十厘米，以维持脚底干燥。头顶架起电动大棚，雨来合上，天晴打开。
受访者供图
发掘期间，工地先后遭遇3次八级台风、5次红色暴雨。雨天弃土运不出去，队员们就把土装进麻袋，堆在棚内，等天晴再用电动三轮车集中运走，前前后后运走了1万多个麻袋，工期一天没耽误。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蹲在探方里刮土、打探铲、洗陶片、在山野深处采样，考古是朴素的，它具有劳作的本色。
亮起的历史
在考古队临时库房的货架上，少数细碎的陶片已经被拼对，变回罐、瓮、豆、鼎的样子；更多的还是碎片，安静地躺着，等待被更多人欣赏、分析。凑近观看，三线米字纹、夔龙纹、蝉翼纹... ...先民一点一点将花纹压在陶器表面。不如后世纹样繁复，却透出一种古朴原生的审美。
狩猎纹陶盂的内饰，有人、鹿和树木，人物作持弓状，受访者供图。
对考古队来说，这些陶片是眼下最靠得住的证据。岭南先秦聚落受长期水土流失、后期扰动和现代开发影响，遗存往往零散、移位，李博称之为“弱可见性”。考古队因此在调查之初就决定从陶器操作链入手——器型、纹饰到制作技术，观察其中的细微改动，辨识遗址年代、文化传统和聚落关系。
正是循着这条线，一块长48厘米、宽36厘米的方格纹板瓦，引起了考古队的注意——这是岭南迄今发现最早、也最大的建筑用瓦。它出土于一处大型建筑台基的垫土层中，在两米多的地下，台基内部膏泥、黏土和砂土交替铺垫，并疑似有分层夯实迹象。战国时期，岭南先民或已使用复杂的建筑营造技术。
经过专业测年，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这座聚落一直有人住。同一区域，考古队还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建筑基址、水井、柱洞、灰坑等较为丰富的聚落遗迹，以及板瓦、筒瓦和大量陶器等遗物。因为地层深、扰动少、年代连贯，罗阳遗址有望成为岭南地区战国时期第一份标准化地层年代样本。
考古队在对柱洞做三维摄影测量，一旁是他们救活的小猫“同事”。 受访者供图
“每找到一个新的遗址点，就像在一张原本空白的历史地图亮起一个新坐标。”李博说。坐标丰富了，规律就会浮现。170余处遗址集中在山地向平原过渡的山前地带、河谷谷口与低丘台地，少有紧贴东江干流的遗址——避洪、近水源、适宜农业生产。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遗址点稀疏分散；两周时期，遗址点增多，河谷被一处处填满，梅花墩烧起龙窑，横岭山出现大片墓地；到战国时期，遗址点数量骤减，主要分布在既有活动区和河谷交通节点——可能反映出人群活动由相对分散趋向集中，聚落格局也随之发生调整。
从目前材料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岭南，并非与中原隔绝的“蛮荒之地”。“建筑构建与建筑技术与岭北地区有可比较之处，部分陶器也显示出跨区域交流的线索，其中一些因素与浙江地区的可比较性较强。”李博说。
既往研究中，曾有观点认为岭南商周时期社会发展水平较低。随着罗阳遗址、广西合浦大浪战国古城等发现，这一判断正在被重新评估。
未完成的田野
“今天在地表上看不见，并不意味着历史上不存在。”李博说，过去调查更容易关注山岗、台地这些遗物容易暴露的地方。冲积平原、低地、鱼塘底下，还埋着多少个“罗阳”？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这一代人回答不完。
几十年来，广东几代考古人都在这片区域走过，今天能继续提出新问题，是建立在他们的积累之上。“前人留下的不仅是答案，更多时候是材料、方法和问题。”李博说，“前人把问题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尽可能把这一阶段做扎实，再把更完整的资料和新的问题交给后来的人。”
受访者供图
考古也从来不是单靠专业人士就能完成的——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专业力量，惠州市文广旅体局做整体统筹，博罗县人民政府落实属地责任。而从前期用地协调到发掘期间装土、运土，银岗村村委会和村民也帮了不少。李博回忆，乡亲们从一开始好奇“你们在挖什么”，到后来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主动关心遗址，“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考古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
受访者供图
这促使团队去重新理解考古工作的意义——归根结底，文化遗产是属于社会、属于公众的。
9月20日，《罗浮山下——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聚落考古工作中期成果展》在惠州市博物馆展出，每一位参与其中的村民名字，都被记在了展览的尾声。
考古队近期将完成博罗西部的勘探计划，在今年10—12月对罗浮山区域展开调查；明年计划走进博罗东部公庄河流域，覆盖观音阁、石坝、泰美等8个镇，逐步完成博罗全县范围的田野调查任务。该项目由博罗县财政全额支持，相关工作在2024年已写入惠州市、博罗县两级政府工作报告，同时被列入惠州市文化发展“十五五”规划。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田野。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狩猎、筑居、制陶、烧瓦，把花纹一点一点压进湿润的泥坯；后来者蹲在两米深的探方里，把它们一片一片捧出来。再过很多年，还会有人接过这些陶片，接过没有回答完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