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重访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书院讲堂檐前，悬挂着一块“实事求是”牌匾，吸引了许多人驻足凝望。
100余年前，寓居在岳麓书院读书的青年毛泽东，抬头便能看见这块牌匾。它对立志探求事物“大本大原”的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出了新的科学阐释，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
游客在参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新华社记者陈振海摄
“实事求是”内涵的千年演变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东汉班固编撰的《汉书·景十三王传》，其中称赞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这里，“实事求是”主要指一种治学态度或考据方法，“实事”是指文献典籍等实证材料，“求”就是探求、求证，“是”是指典籍的真本、善本和文章内容的正确版本。
历史上，献王刘德领导的这场古籍整理活动实际是一场文化抢救运动，影响绵泽后世。《汉书》记载，“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这场文化抢救运动使以儒学典籍为主的一批先秦旧书得以存亡继绝、正本清源，为中华文化的赓续传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应当看到，“实事求是”在班固描写的刘德身上是具有哲学意蕴的，即通过研究实际事物而探求认识对象的真实形态。唐代学者颜师古注释《汉书》，将“实事求是”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是指通过文献典籍考证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这种解释提升了实事求是的哲学认识论意义。
此后1000多年间，“实事求是”一词较少见于经传，直到清朝中叶以考据学为核心的乾嘉学派兴起，将“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宗旨，使得“实事求是”一词风行于世。如钱大昕认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阮元表示：“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阮元还将实事求是与科学联系起来，他在科学家传记集《畴人传》序中写道：“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
但考据学发展到极端，空谈考证，脱离现实，实际上背离了实事求是。桐城学派方东树批评考据学者，“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
在这种背景下，曾国藩重新阐释了“实事求是”思想。他把中华文脉核心理解为“即物求道”“格物致知”，以传承中华文脉为己任。面对清代中叶思想界注重考据的汉学和注重义理的宋学之争，曾国藩希望将汉学和宋学融会贯通，兼取两者之长。他指出：“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
明清时期，西方科学技术逐渐传入中国，被称为“格物穷理”之学。后来，洋务派官员将实事求是、即物穷理的思想与现代科学技术联系起来，使之成为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左宗棠在筹办福州船政局的奏折中提出，“庶几实事求是，而船政可举也”。郭嵩焘认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盛宣怀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经常在署名后加盖“实事求是”的印章，表明他将其奉为圭臬，并以此方式向朝廷传播实事求是的理念。
清末民初，“实事求是”备受思想界、教育界推崇，成为一种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教育思想。1914年国立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将“实事求是”定为校训，一直沿用到如今的天津大学。而国立北洋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创办者正是盛宣怀。青年毛泽东离开家乡求学的第一站，是新式学校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其办学宗旨提出：“然穷变则通，苟非实事以求是，即物而穷理，恐书院究成虚设，何以造就人才？”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到岳麓书院办学，1917年校长宾步程题写“实事求是”的匾额，悬挂于书院讲堂檐前，引导学生追求科学真理。
在岳麓书院接受熏陶的毛泽东，后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旗帜鲜明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38年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他对实事求是作出了创造性的科学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是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哲学概括。由此，实事求是实现了从治学态度到哲学认识论的升华。
湖湘文化的积淀和淬炼
岳麓书院大门两旁，一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举世闻名。这副集句联相传形成于清代嘉庆年间，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的“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出自《论语·泰伯》的“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合在一起正是岳麓书院及湖湘大地千百年来人才辈出的真实写照。
早在旧石器时代，湖湘大地就已出现古人类活动足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了距今1.2万年以上的栽培稻和陶制品，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我国已知最早的古城，炎帝南徙、舜帝南巡、大禹治水、祝融取火等传说在这片土地上广为传颂。曾出土四羊方尊的商周时期炭河里遗址、被誉为秦代百科全书的里耶秦简、出土大量汉代文物包括帛书的马王堆汉墓等重大考古发现，见证了湖湘大地的深厚文化积淀。
湖南长沙素被称为“屈贾之乡”，屈原和贾谊的文章辞赋及精神风骨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屈原行吟湖南，创作了《离骚》《九歌》《天问》等不朽诗篇，吟唱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真理求索精神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情怀。曾任长沙王太傅的贾谊是国家栋梁之才，他主张的“儒法并用”“重农抑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等方略实为治国之谋。幼年在洞庭湖畔湖南安乡县读书生活的范仲淹，晚年在《岳阳楼记》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此，“心忧天下”成为湖湘文化的鲜明特质。
唐宋时期，国家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湖湘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进程加快。继屈原、贾谊之后，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王昌龄、元结、柳宗元、寇准、秦观、黄庭坚、辛弃疾、陆游等文化名家陆续流寓湖南，形成“不到潇湘岂有诗”的人文景观。他们身上蕴含的忧国忧民、精诚爱国、关注现实、经世济民等精神品格，对湖湘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湖湘文化的发扬光大，与岳麓书院的创建和发展息息相关。传承千年弦歌不绝的岳麓书院，天生自带务实基因，它是为解决问题而诞生的。史料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居于岳麓山的智璿等两位僧人推崇儒者之道，在岳麓山下割地建屋，购书办学，使得学子“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初期的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响应读书人的愿望，将僧人办的学校扩建为一所书院，岳麓书院由此诞生。
宋真宗时期，岳麓书院首任山长周式因办学成绩卓著而风闻天下，受到宋真宗召见。宋真宗要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他无心留在朝中做官，坚持要回岳麓书院教学。宋真宗为其精神所动，只得答应他的回山请求，赐给内府书籍和官服等，并御书“岳麓书院”匾额。如今仍悬挂在书院大门正上方的“岳麓书院”匾额，就是宋真宗手迹。周式的经营奠定了岳麓书院讲学、藏书、祭祀和学田四大基本规制。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武夷山来到湖南岳麓山，与当时主教岳麓书院的张栻会讲，讨论《中庸》之义。二人声名远播，慕名前来听讲者极多，史载岳麓书院门前“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可见当时盛况。“朱张会讲”在岳麓书院历史上写下了精彩一笔，开创一所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栻和朱熹对岳麓书院的影响远不止这场会讲。执掌岳麓书院教务的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明确提出，“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实际上确立了岳麓书院“传道济民”的办学宗旨。他还认为，儒学是“真可以经世而济用”的“实学”，而“圣门实学，贵于践履”，塑造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注重实践的思想传统。朱熹后来出任湖南安抚使、潭州知州，任上重修岳麓书院，并颁布《朱子书院教条》，实践他的办学方针和教育思想，使岳麓书院首次有了正式的学规。
明清之际，作为岳麓书院培养的大儒，王夫之立志于“六经责我开生面”，终成我国古代大思想家之一，他也是经世致用的提倡者。清代中期以后，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岳麓书院培养的人才喷涌而出，从魏源“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陶澍、贺长龄、曾国藩、郭嵩焘等倡导经世之学开风气之先，左宗棠收复新疆，谭嗣同献身变法，黄兴、蔡锷、宋教仁等掀起民主革命的浪潮。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评价：“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历经数千年积淀和淬炼，湖湘文化形成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坚韧不拔、兼收并蓄等精神品格，逐渐汇入中华文化主脉，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进程中不断焕发新光彩。
实事求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践渊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上古时期。在文明演进的漫长历史中，中华民族先人从观察天地自然运行法则中，领悟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之道，形成了从实际出发、把握规律、注重实践的思想传统。
传说与史籍记载交织的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黄帝肇文明、蚩尤立刑法、舜帝巡四方、大禹治洪水等，无不体现了这种实践传统。《诗经·大雅》中唱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就是说世间万物都有其运行的规律和法则。
《周易·系辞上》提出“开物成务”，《礼记·大学》阐述“格物致知”，宋明理学倡导“即物穷理”，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等提倡“经世致用”，古代思想家们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思想传统可谓一以贯之。孔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入太庙，每事问”，体现了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的精神；“子不语怪力乱神”，传递出关注现实、而非虚幻世界的态度。
与实事求是紧密相关的一个命题是知行合一。两者都包含着认识与实践关系的辩证统一，但一般认为，实事求是偏重于认识论，而知行合一偏重于实践论。
“知行之辩”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古代思想家提出了“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知先行重”“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等观点，虽然看法各异，但注重实践是共同的。《尚书·商书》提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孔子提倡“学而时习之”“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都体现了鲜明的实践导向。
“知行合一”概念由宋元之际儒学家金履祥首次提出，他在《论语集注考证》中说：“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系统阐述“知行合一”观念并将其发扬光大，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王阳明还大力提倡“致良知”“事上练”，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也重视道德修养的实践性。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用过“实事求是”这个词汇，但他们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出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他们将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认识的最终目的，认识对实践具有巨大的反作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恩格斯也说过：“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何能够被迅速传播并广泛接受，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在认识和实践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与中国传统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物质决定精神、实践决定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知论基本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哲学思想进行重新阐释，使之发生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追溯实事求是思想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从古老的岳麓书院走来，从深厚的湖湘文化走来，从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来，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记者伍晓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