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累及全消化道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主要包括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本病以反复发作的腹泻、腹痛、便血为主要特征，不仅严重侵蚀患者的身体健康，更因其好发于青壮年群体，常给患者的学习、职业发展和生活带来长期且沉重的负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改变，IBD发病率逐渐上升，已经成为消化系统常见病之一。

面对这一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中国的IBD诊疗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近日，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组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旻湖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近年来，我国消化学界在IBD诊疗方面已实现了从经验性治疗向规范化治疗的转变，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诊疗服务。与此同时，我们积极推进IBD相关体系建设，并通过专病联盟等平台建设，推动IBD分级诊疗，拓展优质医疗资源覆盖范围，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从“经验医疗”到“规范医疗”：奠定高质量诊疗的基石

“过去，IBD的诊断高度依赖医生的个人经验，这直接导致了较高的误诊率和治疗延迟。”陈旻湖教授表示。据《中国IBD蓝皮书》数据显示，近50%的克罗恩病患者需经历两次以上就诊方能确诊，高达80%的患者曾被误诊为肠结核、肠易激综合征等其他疾病，部分患者的误诊历程甚至长达数年。在基层医疗机构，由于专科医生匮乏及对诊疗规范认知不足，这一状况更为严峻。

破局的关键，在于将个体化的“经验”转化为科学统一的“诊疗标准”。2024年，在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的牵头下，新版《中国克罗恩病诊治指南》和《中国溃疡性结肠炎诊治指南》正式发布。陈旻湖教授介绍，这两部指南采用了《牛津循证医学中心证据分级2011版》和GRADE推荐等级评估体系，并充分融合了中国人群的疾病特点与医疗资源分布现状。它们不仅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从诊断、评估到治疗目标的清晰路径，还特别强调了对孕妇、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个体化管理，标志着中国IBD诊疗迈入了规范化、标准化的新阶段。

然而，标准的价值，最终体现在落地。为推动诊疗规范真正扎根临床，一系列“授人以渔”的能力建设项目在全国范围内铺开。陈旻湖教授表示，过去数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大力推进规范化IBD诊疗中心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我们不仅明确了诊疗中心建设标准，更系统性地培训了大批IBD专病医生，这些举措大幅提升了患者早期诊断率，推动治疗流程规范化，显著改善了临床疗效。我们也期待更多年轻医生能加入IBD诊疗事业，为提升我国IBD诊疗水平、推动学科发展注入新生力量。”

与此同时，体系化的质控平台也在同步构建。自2018年中国炎症性肠病诊治质控评估中心（IBDQCC）成立以来，便致力于建设符合国情的IBD规范化诊疗体系。其线上培训平台累计覆盖学习人次已突破10万，并有126家IBD诊疗中心获得IBDQCC的认证，为高质量诊疗筑牢坚实基础。

从“单体中心”到“协同网络”：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实践

随着诊疗标准逐步确立，如何让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突破顶尖医院的围墙，辐射到更广阔的地域与更广泛的患者群体，成为亟待解决的第二项课题。

过去，IBD诊疗“单体中心”模式虽能集中资源攻克疑难重症，却难以解决区域诊疗水平不均、患者长途跋涉求医的困境。因此，构建层级清晰、协作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均质化服务，显得至关重要。

在此背景下，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支持的“炎症性肠病专病医联体”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旨在充分发挥城市大型医院的技术与资源优势，带动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作为全国医联体牵头人，陈旻湖教授介绍，截至目前，项目已在全国24个省市启动建设，覆盖250余个地级市，成员单位超700家，累计培训基层医师5000余人次，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协作网络。

“炎症性肠病专病医联体”已形成以省级为单位、以上下联动为纽带、轻症不出市、重症不出省的协作网络。其高效运转依赖于两大核心引擎：“辐射带动”与“多学科协作（MDT）”。例如，在广东惠州推行的“1+N”帮扶模式，由1家三甲医院带动8家基层医院，使区域IBD诊断准确率从58%显著提升至85%，充分证明了资源下沉对激活基层能力的作用。而对于肛周克罗恩病等需要外科深度介入的复杂疑难重症，MDT模式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展现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陈旻湖教授总结道，从孤立的单体医院到联动的网络，从单一的科室到协同的团队，中国IBD诊疗体系正逐步跨越地域和学科的界限，构建起一个响应更精准、覆盖更广泛的协同网络，从而更有效地整合与利用医疗资源。

从“技术可及”到“费用可及”：强化多层次医疗保障的支撑

IBD目前尚无法根治，是一种需要终身管理的慢性疾病。值得注意的是，患者中19-39岁的年轻人占比超过55%，这意味着大部分患者在职业生涯的起步或黄金阶段，便需面对持续的治疗费用。调查显示，我国约70%的IBD患者月收入低于6000元，而有21.1%的患者表示愿意将超过一半的家庭收入用于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已成为横亘在许多患者面前的现实难题。

因此，推动先进治疗手段从“技术可及”迈向“费用可及”，是确保整个诊疗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陈旻湖教授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药物陆续在中国上市应用于临床，为患者提供了更丰富的治疗选择。以古塞奇尤单抗为例，2025年先后获批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适应症，而且这两个适应症同时被纳入了2025年国家医保报销目录。这不仅显著减轻了患者的治疗负担，也为疾病的长期维持治疗带来可能性。

然而，“进目录”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创新药顺畅“落地”到患者手中，仍需打通“最后一公里”。各地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出了有效的本土化方案。例如，福建省创新推出了“四个统一”解决方案：统一处方流转平台、统一支付标准、统一配送体系、统一监管机制。数据显示，该措施已使当地IBD患者的生物制剂使用率提升了35%，展现了政策协同在提升治疗可及性上的切实效力。

这些在支付和落地环节的探索，与诊疗标准的建立、医联体网络的完善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IBD诊疗体系的系统支撑。整体来看，标准、网络与保障这三个层面并非孤立推进，而是紧密关联、逐步深入，共同致力于构建以患者为中心、全周期、高质量、可负担的诊疗服务体系。

展望未来，发展路径日益清晰。陈旻湖教授表示，未来三年医联体将重点推进“万名基层医生培训计划、十万人群筛查项目、百家医院认证工程”三大工程，并通过“政策支持、学术引领、企业助力”的三方协同，力争到2027年实现省级医联体全覆盖，使IBD患者规范治疗率提升至70%以上，持续推动中国IBD诊疗事业的整体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