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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03/ 25 08:14:23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春天里,到偏远乡村“种”幼儿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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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云南怒江的山村幼儿园,孩子们在捏橡皮泥。

位于贵州松桃的山村幼儿园,孩子们在玩耍。受访者供图

  这是一场关乎教育公平和乡村未来的社会试验,试验内容是以一种有效且低成本的方式,到偏远乡村办幼儿园,为3至6岁儿童提供家门口的免费学前教育。

  2009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当时的贫困县青海省乐都县(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开始试点。13年后,这项被称为“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的公益项目,已先后在11个中西部省份的31个县区落地开花,开办了3000余所村级幼儿园,累计受益儿童约20万人。

  计划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原副理事长卢迈,今年75岁。在他看来,这份成绩单还远远不够,“太少了!我们国家有60多万个村子……”

  为什么要关心农村孩子能不能上幼儿园

  村里有没有幼儿园,有那么重要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卢迈会以数据作答——

  13年前,“一村一园”计划在青海乐都启动时,全县仅有不到一半的适龄儿童在上幼儿园,乡镇以下几乎没有任何学前教育服务。北京大学的团队对乐都农村3至6岁儿童进行评估,发现他们的认知发展水平不足城市同龄儿童的60%,语言发展水平相当于城市同龄儿童的40%。

  脑科学研究表明,0至6岁是人类大脑发育的高峰期。有研究指出,儿童如果长期处于缺乏关爱、贫困、家庭结构异常等不利环境下,承受着难以排解的“毒性压力”;如果环境一直得不到改善,这种压力会影响儿童的大脑发育和生理、心理健康,进而影响他们的一生。

  美国佩里学前教育项目对贫困儿童持续追踪40多年发现,良好的幼儿教育可以有效降低贫困儿童成年后的暴力行为和犯罪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研究了早期儿童发展项目的数据,发现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可以为社会带来巨大回报。

  赫克曼认为,教育不公平不止是个道德问题,更与一个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密切相关。让所有儿童公平地得到早期教育,能够降低贫富差距,提升劳动力质量,拉动经济发展,越早投入,效果越好。

  近年来,我国对学前教育越来越重视,随着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已从2010年的56.6%,提升至2020年的85.2%,预计2025年将达到90%以上。

  “那被落下的15%、10%享受不到学前教育的孩子在哪儿呢?”卢迈说,“在偏远乡村,在欠发达地区。”

  当城市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早教问题,许多偏远乡村的家长却对此了解有限,村里也没有幼儿园——公办园在县城、乡镇,只能覆盖部分周边村庄;民办园要靠收费维持,可以想见不会到偏远乡村设点。

  “这些孩子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建设者,现在不关注他们、投资他们,以后是要付出代价的。”卢迈说。

  推出“一村一园”计划,正是基于以上认知。参与者们相信,通过公益援建,为偏远乡村儿童提供早期教育服务,有助于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第一个馒头”

  “一村一园”计划要做的是,让试点地区每个有10名以上适龄儿童的村子,都拥有一所幼儿园;让人口分散、交通不便的欠发达地区儿童能够就近入园,免费享受学前教育服务。

  听上去困难重重——要花多少钱找场地、建房子?钱从哪来?从哪招老师?能保证教育质量吗?

  项目组以多年实践回答了这些问题。

  首先,不必花钱建新园舍。幼儿园大都借用闲置的村小校舍等村公共场所改造而成。硬件投入小,赋予这些幼儿园一种灵活性。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当所在村庄幼儿数量过少,幼儿园需要撤点时,由于建园之初没有园舍建造,也就几乎没造成资源浪费。原教学点老师和留下的儿童,可以就近调整到其他幼儿园。

  其次,在村里运行一所小规模幼儿园,成本不高。据介绍,山村幼儿园每年的运行成本约在3-5万元,其中80%用于老师工资。项目前期资金主要来自基金会募集的企业和社会捐助,运行两三年后,会促成地方政府接手。例如,在青海乐都,当地政府已将“一村一园”计划纳入公立学前教育管理体系,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保障山村幼儿园运行。

  此外,项目采用招募“幼教志愿者”的方式,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招聘热爱幼教工作的志愿者,经培训上岗。目前,已有3955名幼教志愿者老师服务于“一村一园”计划,其中九成以上是女性,七成老师具有大学学历。

  以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应对教育难题,用较低成本填补农村学前教育村级“短板”,2018年,“一村一园”计划获得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教育创新奖,这是首次有中国项目荣获该奖。

  回到人们对教育质量的关心,也是关于这个项目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帮助偏远乡村儿童健康发展,进而促进社会公平,这些在硬件、师资等方面门槛不高的山村幼儿园真的有用吗?

  “有没有用看结果。”卢迈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请华东师大、北大等第三方机构对项目效果进行过多次评估,评估结果鼓舞了“一村一园”计划的实施者们——

  在项目最早的试点地区青海乐都,学前教育3年毛入园率显著提升,从2008年的47%,提升到如今的99%。

  入园儿童的语言、认知和社会性也有明显提高。基金会追踪8531名进入义务教育阶段的项目受益儿童,并与县级公办幼儿园、县级民办幼儿园和乡镇幼儿园的儿童进行对照,发现在小升初统考中,68%的“一村一园”计划受益儿童成绩达到平均分数线以上,与县城公办幼儿园的74%差距不大,优于乡镇幼儿园、民办幼儿园等其他幼儿园的47%,而没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只有19%成绩在平均分数线以上。

  调研还显示,“一村一园”计划受益儿童的高中入学率为81%,没接受学前教育的孩子这一比例只有25%。

  “项目花不起太多的钱,这些孩子也没受什么特殊待遇,但上了幼儿园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儿童的事情就是这样,你真的去关心、去投入,马上就能从这些最需要关心和投入的孩子身上看到变化,让你知道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卢迈说。

  他说这有点像经济学中的边际效应递减原理,“什么时候边际收益最大?饿的时候吃馒头,吃第一个的时候最香,第二个第三个边际效应递减。对于这些农村孩子,给他们的任何东西都像是第一个馒头。”

  把幼儿园“种”进偏远乡村的人

  卢迈找出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去年在乐都与8个“一村一园”项目受益孩子的合影。6个女孩、2个男孩从同一村子考上省重点中学乐都一中,这是村里破天荒的事,也为学前教育干预的效果,提供了又一佐证。

  指着照片上的一个女孩,卢迈说:“当时我问她,咱们这些孩子跟来自县城的同学比有什么差别吗?她说没什么差别,他们会的,我们也能自己学,我喜欢唱歌!”让她唱一个,她就唱了首英文歌,“你能看到这孩子从小培养出来的自信。”

  爱,自信,社会交往能力,卢迈认为,这些都是“一村一园”带给乡村孩子最具共性也最重要的收获。

  他反复强调乡村幼儿园老师的功劳,希望“村幼教老师”这一群体受到社会更多关注。他相信,当人们走近这群最基层的幼教老师,了解他们的爱与艰辛,付出与成果,会更清醒认识农村学前教育现状,更重视如何“雪中送炭”。

  卢迈找出的另一张照片,拍摄于2010年。46个年轻人站在“青海乐都早教志愿者”的红旗前,他们是“一村一园”计划招募的第一批幼教志愿者。

  如今,一些人已离开,一些人仍在坚守。今年42岁的朱英香,就是坚守者之一。

  朱英香是乐都本地人,从青海幼师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做过私立小学的代课教师,也在县里的民办幼儿园工作多年,直到2009年应聘成为“一村一园”计划的幼教志愿者。那一年,她29岁。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又学的这个专业,虽然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但可以让现在的农村孩子享受这种教育。”项目伊始,试点多、孩子多,老师少。首批46个志愿者需要去81个村子“走教”,一天去一个村,一周跑五个村。朱英香每天坐车到十几公里外的中心学校,再从学校骑着区教育局给他们配备的自行车下村。“骑车骑得手都麻了。”

  2011年,项目组评估教学成果,结合地方反馈,增加招聘,让老师固定教学,朱英香从此成为峰堆乡联村从0到1的第一所幼儿园里,从0到1的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老师,直到今天。

  很多“一村一园”计划的村幼教老师,都是这样,来到从来没有幼儿园的偏远村庄,种下学前教育的种子。

  在试点村,孩子们的情况各种各样,老师们也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

  很多努力看上去很“小”——

  他们教不会自己上厕所的孩子自理;

  教妈妈好赌、爸爸在外打工,经常独自在家的孩子认识危险物品,不做危险事情;

  教不会说普通话的乡村孩子说普通话;往时常吸溜着鼻涕的孩子书包里放入纸巾;

  对因种种原因怯懦、自卑、怕生的孩子,逮到机会就夸;

  把病情没被家里重视,拉肚子严重到晕倒的孩子送到卫生室,要求家长务必关心;

  帮想念在外务工父母的孩子,用视频联系爸妈;

  ……

  这些走入山村的老师,弥补了村里孩子在家庭环境中的部分缺失,也难怪许多孩子会自然而然地叫老师“妈妈”——

  在贵州织金,已经上小学的孩子在教师节回幼儿园递给老师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师像妈妈”;

  在青海乐都,一堂主题为画妈妈的课,有孩子画了两个妈妈,告诉老师,“一个是你”;

  在湖南古丈,有个孩子被问到家庭成员有谁,竟回答说,“妈妈是谁?”她入园后天天跟在老师身后,着急上厕所时,脱口而出,“妈妈快帮帮我!”

  ……

  就是在无数个这样的日夜里,村民逐渐接受了幼儿园,认可了学前教育。

  “孩子和家长都改变了。”曾参加“一村一园”计划的青海乐都志愿者老师杨亚玲仍清楚记得,10年前,在她任教的乡村,很多家长都不愿送孩子入园,认为幼儿园就是领着孩子玩,玩3年玩野了,上了学也没法好好学习。

  杨亚玲从村妇联那里拿到适龄儿童名单,挨家挨户上门跟家长们谈,向他们介绍新的学前教育观念。有的家长去一两次说不通,她就跟孩子互动,给他们讲故事、读儿歌、画画,跟他们一起做游戏……如今,家长们普遍愿意支持和配合老师的工作。

  “乡村振兴的标配里,应该有个幼儿园”

  作为一项立足村级学前教育服务的社会实验,“一村一园”计划证实了为欠发达地区儿童提供学前教育的价值,总结出一套可在欠发达地区推广复制的模式。卢迈希望,这些试点经验能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创立以来的宗旨,做试点、做研究,最终都指向了公共政策。此前,被称为“营养餐”项目的贫困地区寄宿制小学学生营养改善项目,就是他们“社会实验+政策倡导”方针下的成功案例。

  2006年,基金会在农村寄宿制学校调研发现,贫困地区的学生普遍营养不良。2007年,基金会启动试点,为2000个贫困地区孩子建食堂、供应免费午餐,为另外500个孩子发放衣物补助,进行对照实验。一年后,有食堂吃的孩子,身体素质、学习成绩等都有显著提高。

  2011年,该项目由社会试验上升为国家政策,出台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至今已惠及3700多万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学生。项目实施10年后,评估显示,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身高普遍有较大增长,受益学生的体质健康合格率从2012年的70.3%,提高至2021年的86.7%。

  “谁都比不了政策的力量。”卢迈说,政策会影响千千万万人,他希望“一村一园”计划也能得到政策支持,产生更大效果。

  但这并不容易。10余年来,尽管已对项目效果做了多轮评估,对山村幼儿园“教育质量”和“正规性”的争论,却始终缠绕着“一村一园”计划。

  争论背后,值得留意的问题是:什么是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在不伤及教育公平的前提下,追求教育质量?

  “哪些指标、标准能够精准地测量学前教育质量?有关部门制定了严格的建设标准和人员资格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对于中国广大欠发达地区是否适用?”在2019年的“一村一园”计划乐都十周年效果评估报告中,研究者们指出,从实践来看,在偏远地区农村要按照标准办学是非常困难的,“一是投入与服务产出不成比例,投入大、服务规模小,直接造成资源浪费;二是有基本素质无资质的当地青年无法从事相关工作……可以参考的做法是,先上岗再考证。除了建设标准、人员资格标准等相关要求外,更重要的是要以‘效果’为导向,看老百姓的获得感。”

  卢迈强调,他很高兴在走访时听村民同他“算账”。“在井冈山,有户人家原来在镇上租房陪孩子上幼儿园,我们在村里建园后,他们就回到村里,说回来省了房租、学费、生活费,在地里还能干干活,一年省了近2万块钱。”

  村级学前教育受到农村家庭的普遍支持。卢迈提到,与当年项目启动时的情况不同,如今,欠发达地区家长也普遍有了送孩子读幼儿园的认知。这一人群对孩子“入园难”问题发出的声音不够大,却不容忽视。

  近年来,国家和全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已达4203亿元。教育部门也明确提出,农村地区要“大村独立建园或设分园,小村联合办园,人口分散地区根据实际情况举办流动幼儿园、季节班等”。

  卢迈建议,国家财政学前教育投入分配应优先支持欠发达地区,而且不能只关注县城乡镇,还要向村里倾斜。投入的倾斜不能停留在文件上,要有切实措施。例如,“大村独立建园,小村联合办园”落实了吗?有10个以上在村儿童的村子都建没建幼儿园?

  “应该每年统计有多少村级幼儿园,这才能督促地方政府做好这件事。乡村振兴的标配里,应该有一个幼儿园。”卢迈说。

  他也呼吁政府和社会更加关心农村幼教老师群体,给予他们应得的尊重,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待遇保障。

  今夏,首批上过“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的孩子即将迎来高考,卢迈对他们的表现充满期待。

  回顾10余年来的历程,他说:“我们的愿望没变,依然是给每个孩子一个更公平的起点。”(记者王京雪)

【纠错】 【责任编辑:刘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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