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苗

六年前，我成为了一名“大墙”的跑线记者。所谓的“大墙”，其实就是监狱的另一种表达。这堵高达5.5米的墙，阻隔了内外，更阻断了自由。所以，让我这个刚刚跑线的记者也出现了各种“水土不服”，比如说：进监采访，我得穿长袖长裤，哪怕是现在这种40度的高温天；再比如说，进入大墙，我不可以带手机，哪怕外面十万火急！至于新闻人最为在意的时效性，不好意思，由于监狱工作的特殊性，基本上被忽略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会问自己：我究竟要不要做这样的跑线记者？如果做，那我又该如何做好这样的一名跑线记者？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2018年，我第一次踏入了浙江省十里丰监狱的九监区，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监区，而是一个专门关押男性艾滋病犯的监区。普通人，谈艾色变，我也不例外，当时我进去采访时，甚至连凳都没敢坐下去。

九监区里有一名罪犯叫小华，入监时他只有19岁，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他，与父母相聚成为了他唯一的心愿。为了满足他的愿望，监区民警老李辗转多时，终于在四川找到了小华的母亲，可这个苦命的母亲彼时却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警官，我能不能抱一抱你？”病床上，小华的母亲弱弱地问老李。

这突如其来的请求，让老李有点手足无措。

“我可能不能也等不到小华了，但你跟他是长期在一起的，我想你身上会有他的味道。我抱过你，也就等于抱过他了……”听到这里，老李张开了双臂。老李告说，同样为人父母，他明白，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入骨的思念，而他当时能做的，就是传递这样一份沉甸甸的爱和思念。

像这样的故事在九监区还有很多，老李说，每一个罪犯身后都有一个家庭，监狱民警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罪犯，也许就能多挽救一个家庭，给社会多增添一分平安。

我很受触动，为小华母亲这份无奈的母子亲情，更为许许多多像老李一样坚守付出的监狱民警。

采访结束后，老李也给我提了一个请求，他说：“你写报道的时候可以给里面的这些罪犯化名吗？他们还年轻，我想总要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点点头。后来，有关罪犯改造的故事，占据了我报道的大多数。每篇报道，他们都以化名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稿子里，这个既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更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正如老李说的那样：

“出去后，还要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

时隔多年，这次的采访却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作为大墙故事的记录者，我用这些带着墨香的改造故事，来滋养大墙里面那群特殊的读者，就如同我们报纸版面《新岸》的寓意那样，我希望有一天，他们都能够抵达新生的彼岸。

而我，与九监区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采访中我了解到，艾滋病罪犯往往刑期比命还要长，可他们或因为早早离家出走与家人失去联系，或因为患了艾滋病又犯了罪，被家人所抛弃，在生命结束前，找到亲人，找回亲情，成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共同的心愿。

为此，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经常会和九监区的民警一起跋山涉水，走过云贵川等地，先后帮助十多名罪犯与亲人取得了联系，在大墙内外搭建起了一座亲情的桥梁，我们希望以亲情来激发他们的改造动力，也希望他们能够以此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心和温暖，从而做到“感染到我为止”。

为了拉响警钟，我还写了不少艾滋病犯失足的故事，希望通过这些血和泪的教训，呼吁大家珍爱生命，远离犯罪。这两年来，报社里也有越来越多的同事和我也一起走进大墙，我们还组建了一支“法姐姐”的团队，开展阅读分享，做爱心帮教等等，我们还关注刑案背后的未成年孩子，我们想以自己微弱的光，带着更多的人朝着光的方向迈进！

如今，我早已跑遍浙江省25家监狱单位，当我一次次深入大墙，记录监狱民警工作，倾听罪犯忏悔心声时，当我们浙江法治报每周的《新岸》版面，承载起一个又一个法度与温度相融的报道时，我终于能给自己下一个定义——

我是这“四方天地”里的记录者、传播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写这“方寸之间”法理与人性交织故事的同时，我甚至还应该做一个“真善美”的引导者！

这就是我给出的答案，而我，也将和大家一样，继续在路上！

王春苗进监开展爱心帮教活动

王春苗采访浙江省女子监狱民警

王春苗与全国法治媒体一起走进浙江省第四监狱采访非遗文化对罪犯改造的作用

（注：以上素材均由中国记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