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ADM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胡安·卢西亚诺，通用汽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玛丽·博拉，力拓集团首席商务官白睿明，星巴克全球首席执行官纳思瀚，摩根大通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近期，跨国公司高管掀起新一轮访华热。

　　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大背景，杰米·戴蒙的中国之行可谓“高调”，他邀请了来自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600名投资人和企业家齐聚上海，参加摩根大通的全球中国峰会。

　　5月31日，摩根大通第十九届全球中国峰会在上海开幕，吸引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投资者以及市值总额达4.5万亿美元的企业。

　　会场内，不仅有4年来首次访问中国内地的戴蒙，还有辉瑞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伯乐、星巴克首席执行官纳思瀚、FMG集团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安德鲁·福瑞斯特等多位商界大咖线下发言。

　　摩根大通全球中国峰会自2005年起每年召开，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对华交流合作平台之一。一位来自摩根大通的内部人士透露，此前的峰会在北京召开居多，这是首次选择在上海举行。

　　究其原因，该内部人士分析认为，一方面，摩根大通近年来在上海各项业务取得长足进展，不断加大在沪业务布局，尤其是近期摩根大通正式成为上投摩根基金实际控制人；另一方面，摩根大通已经成为陆家嘴地标建筑上海中心大厦“超级租户”，戴蒙也借此机会来上海参观。

　　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自1921年在上海开设第一家分行以来，已在华经营了一个世纪，见证了中国百年沧桑巨变和浦东30年的发展奇迹。

　　摩根大通是中国金融业开放的积极参与者，是外资金融机构多项在华业务的第一个吃螃蟹者，如在华首家外资全资期货公司、首家美资控股券商等，并于2019年入驻陆家嘴上海中心，全力加码中国市场。

　　戴蒙5月30日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见时表示，此次在沪举办的第十九届摩根大通全球中国峰会吸引众多全球投资者齐聚上海，体现了对中国、上海发展的信心，摩根大通将加大在沪业务布局，围绕科创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全球企业了解上海、投资上海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戴蒙的高调行程、摩根大通对中国的热情，会招致美国政府不满和施压吗？联想到这些年来与美资企业打交道中观察到的几大“怪象”，笔者心生疑惑。

　　一是尽管美国政府喊着对华“脱钩”，多家来自金融业、制造业、医疗器械、互联网行业的美资巨头依然增加对华投资，或者加强在中国市场的人力布局；

　　二是这些美资企业在华重大项目只在其中文网站官宣，在其总部英文官网却不见这些投资项目的身影；

　　三是这些美资企业接受中方媒体采访时，一概不愿意接受英文采访，也不愿发布英文新闻。

　　“总部那边有压力”“美国那边有压力”“美国的媒体也会给我们施压”——这是笔者得到的解释。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笔者咨询了一位同样来自华尔街巨头的资深人士。

　　“会有压力，会敏感。”对方回复。

　　“为何还坚持‘高调’来华呢？”

　　“因为不能放弃中国市场啊！”对方说。“戴蒙是个经历很特别的人，像他这样的金融精英，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

　　戴蒙在此次峰会上表示，“虽然自己并不能代表美国政府，但相信中美之间的许多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中美只有通过接触才能解决问题，而不是隔着太平洋互相吼叫”。

　　有意思的是，戴蒙曾表示考虑竞选公职。《华尔街日报》5月31日报道说，美国知名对冲基金经理阿克曼正极力劝说戴蒙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他认为，戴蒙拥有的个人魅力、商业头脑和其他技能，使他成为在这个能决定美国命运的关键10年的合适总统候选人。

　　戴蒙会否参选尚未可知，但此事证明了他的威望，他的呼声在美国国内有一定“群众基础”。

　　尽管在中美关系大气候下，不可能指望美国商业精英站在中国一边替中国说话，但他们在压力下发出的一些理性声音值得各方聆听。

　　中国外交部官员曾公开表示，造成中美关系今天困难局面的症结在于美国奉行错误的对华政策，错误的对华认知，错误的时代观、世界观，中美应该放弃拳击赛，改比田径赛，通过做更好的自己，来赢得比赛、赢得未来。

　　然而，上海美国商会的一位人士曾向笔者直言，在美国政府看来，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拳击赛，而不是田径赛。后者旨在通过竞争让自己变得更强，而前者是以把对方打倒为目的的零和思维，这是在华美资企业并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说2022年的地缘政治热词是“脱钩”(de-coupling)，那么2023年上半年的热词或许就是“去风险”(de-risking)。

　　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欧洲议会发表题为《这就是欧洲》的主旨演讲，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欧盟的中国政策发表的讲话，再到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发布的联合公报，西方已经认识到对华全面脱钩不可行，转而寻求以“去风险”为名的精准脱钩。

　　到底谁才是风险？试问，如果中国是风险的话，为何大批外资企业用脚投票。中国贸促会日前发布的《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外资营商环境调研报告》显示，超八成受访外资企业预期今年在华投资利润率将持平或有所增加，超九成受访企业预计未来5年在华投资利润持平或有所增加。

　　各种迹象表明，美国挑起的对华“拳击赛”，不但让本国企业为难，还伤及第三方，美国自身才是世界经济最大的风险源。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日前刊登题为《欧洲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输家吗？》的文章，作者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文章称，国际体系面临的更广泛危险来自中美间不断加剧的零和冲突，而在这场对抗中，最大的输家可能是日本和欧洲。

　　举例而言，《通胀削减法案》等近期立法为在美国生产的汽车提供大量补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政策一举两得：保护国内大型制造商，并为它们提供追求电动汽车发展的激励措施；最终的结果将是全球汽车行业的彻底重组，日本和欧洲失去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菲舍尔的担忧得到了现实印证。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德国对华出口同比下降了11.3%。知名金融企业荷兰国际集团(ING)全球宏观研究主管卡斯滕·布热斯基表示，德国出口商认为他们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安全和贸易关系的受害者。

　　台积电和三星等芯片制造商的财报数据显示，收入和投资面临的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大。这种压力不仅是周期性的，美国主导的对华芯片围堵可能会带来更多结构性的冲击。

　　一周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琪。双方同意建立沟通渠道，继续保持交流沟通。

　　不管美国叫嚣对华“脱钩”还是“去风险”，中方都愿意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美方就经贸问题继续保持沟通，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华做生意。我们对美方改弦更张自然不必再抱幻想，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大国际经贸朋友圈，才是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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