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京城，国家图书馆内，一场关于典籍与书院的展览正在展出。百余件珍贵文物铺展成卷，沉浸其间，千年书院的文脉气息扑面而来。驻足展厅，“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八字主题格外醒目——这是班固在《汉书》中对河间献王刘德的评赞，亦是中华典籍传承的精神根脉。

  “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典籍里的书院”展览现场。（国家图书馆供图）

  循着这八字，一路向南，春风引路200余公里，便是河北献县。风过处，春意在田垄间舒展。县城以东，静立着一座巨大的封土堆，这便是献王陵。

  没有雕梁画栋，历经2000余载风雨侵蚀，它却自存一份庄重与沉毅。封土残高数米，长宽各百余步，如一位守望千年的老者。待到走近，方见春日生机。枯黄草根下，新绿破土而出，状若长发的野草随风轻摆。星星点点的野花缀于四周，嫩叶抽枝的树木间，鸟儿清脆的啼鸣穿透岁月，在封土间久久回荡。

  献王纪念园中的刘德塑像。（远中杰 摄）

  刘德是汉景帝之子、汉武帝之兄。其时，先秦文献散佚殆尽，书生凭记忆口传心授，文化命脉几近断裂。刘德以一封国之力，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典籍拯救。

  史载其“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遇珍本则命人誊抄副本，原件奉还原主。以诚相待，以信相诺，久而久之，藏家争相献出秘本。他延揽天下学者，立毛苌为博士，让《毛诗》渐入官府官学；发掘《周官》古本，广求《左氏春秋》《礼记》诸书，一时间，河间国学者云集，讲诵之声不绝于耳。

  典籍传承，从非一劳永逸之事。书聚而复散，散而复聚，每一次重聚，都有人以心血为灯，以坚守为舟。文字可焚于战火，可散于岁月，却因有人不肯放手，终能一次次重聚成册。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于天禄阁校理群书。竹简错乱、篇章参差、真伪杂陈，二人逐卷解开重编，逐条校勘异文，终成《别录》《七略》，开创中国书目系统分类之先河。唐贞观年间，孔颖达奉敕编撰《五经正义》，汇合汉魏诸家之说，定经学公认定本，献王留存的文本由此拥有稳定形态，成为千年士子共读之基。宋代雕版印刷兴起，由手抄时代迈入刻印时代，蜀刻、建本、浙本流转天下，国家校勘群书，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明永乐年间，《永乐大典》网罗古今典籍，常熟毛晋倾家财刻书600余种，精校善刻，让古籍得以广布。

  献县文联办公地。（吕永森 摄）

  一者倾国力搜罗，一者散家财刊刻，方式迥异，初心相同——让文字脱离单一藏书楼的命运，在世间生生不息。

  抗战烽火中，典籍存亡系于一线。郑振铎等人于上海“孤岛”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与日本书商抢时间、争典籍，冒险抢救嘉业堂等藏书楼珍本，唯恐文化根脉流失、毁于战火。同一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亦在战火中辗转西迁，最终秘藏于贵阳地母洞。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多次前往溶洞视察，针对潮湿隐患提出改建与晒书方案，并派师生协助保管，使这套国宝得以在烽火中安然存续。他们以微薄之力，守住的是文明不绝的灯火。

  回望历史，每一次文脉接续，都是有人在变局中挺身而出。

  献王陵前左侧，一座汉风院落是献县文联的办公地，“献县文化讲堂”的匾额高悬，各类文化活动常年在此举办。一群热衷文化的献县人，自发研究地方史志，搜集史料、打磨文稿，通过公众号普及历史文化，在国内报刊发表多篇高质量研究文章。他们不求功利，只为传承乡土文脉。这片古老土地的文化根脉，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断裂，反而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中，愈发鲜活。

  2000年光阴流转，春风年年拂过封土，文脉亦代代相续。那些被守护的典籍，从来不是冰冷的竹简纸页，而是中国人的精神火种，在岁月中照亮前路，温暖人心。

  书脉未绝，文火长明。今天的我们，在国家图书馆观展知史，在古籍中感悟传承，亦是在续写“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时代篇章。（杜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