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是广东潮汕地区的饶平，我是山口洋的第六代华人。”耄耋之年的刘礼民得知记者一行来自中国后，眼神一下明亮起来，随即用流利的中文介绍起自己的祖籍。
位于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西北部沿海的山口洋市，是印尼华人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因满城遍布上千座中式庙宇，这里素有“千庙之城”的美誉。
这是5月17日拍摄的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山口洋市的福德祠。新华社记者 张怡晟 摄
顺着刘礼民手指的方向望去，一座黄顶红绿边、歇山顶样式的中式建筑，在赤道炽烈的阳光下格外醒目，这便是当地颇负盛名的福德祠。
寺庙山门的建筑风格具有浓烈的岭南元素。色彩运用大胆浓烈，以金、红、蓝、绿为主。山门正脊上，是栩栩如生的“双龙戏珠”彩绘雕塑。两条行龙脚踩祥云，拱卫着正中燃着赤红火焰的宝珠，尽显威严与瑞气。正中高悬的“福德祠”金字红底匾额与门神彩绘交相辉映。山门精美的建筑构件，与庙内终日缭绕的香火、时而响起的铿锵钟鼓声浑然一体。
行走在山口洋，天后宫、关帝庙、大伯公庙等中式庙宇香火旺盛，往来民众络绎不绝，飞檐翘角之下，依旧保留着鲜明的中国气韵。
主城区街道两旁连绵的骑楼，常常让人恍若置身于粤闽一带的老城。骑楼这种源自中国南方的建筑形式，将建筑底层沿街面后退，在烈日与暴雨频繁交替的赤道地区，为行人留下一道宽敞的公共长廊。楼层跨越于廊道之上，如同“骑”在人行道上，既能遮阳避雨，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
“最初下南洋的中国人，其实大多是为了谋生的苦命人。”刘礼民感慨，“大家是在用建筑，把家乡的模样留在异国他乡。”
下南洋，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饱含血泪的大规模人口迁徙。闽粤一带背山面海，彼时天灾战祸频繁，迫使一代代生计艰难的闽粤人将目光投向海洋。为了谋生，他们告别亲人，乘坐“红头船”冒险“过番”（出洋），前往东南亚等地。仅据《汕头海关志》统计，自1864年至1911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远涉重洋。
在那个通信与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远赴异国他乡，意味着生存难、倾诉难、回乡更难。一张张跨越山海、兼具家书与汇款功能的“侨批”（“银信”），便成了游子与故土之间最珍贵的纽带。1927年，印尼陈君瑞寄往潮汕家乡的一封侨批，纸正中写着一个巨大的繁体字“難”。字旁附诗一首：“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梓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
这种对故土的眷恋，不仅镌刻在山口洋的砖瓦之间，也流淌在西加里曼丹省会坤甸的城市街巷中。
在西加里曼丹省博物馆绿荫环绕的庭院中，矗立着一座中式八角攒尖顶凉亭——“思恩亭”。亭前石狮栩栩如生，亭柱上的对联“思念前辈辛勤创业，恩泽吾族后代子孙”，无声诉说着跨越山海的思念与传承。午后时分，赤道暑气炽热。偶有微风穿过亭廊，便驱散了周身闷热。如今，这里已成为不少当地居民带孩子纳凉休憩的场所。
近日，在坤甸举行的第六届婆罗洲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多位学者向记者表示，当年华人“下南洋”时，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也包括一整套成熟的中式建筑营造技艺。在陌生而湿热的南洋土地上，他们修建起家乡风格的庙宇和住宅。飞檐、窗棂、雕花与院落之间，寄托着他们对故土的情感记忆。
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杭行认为，中华文明在东南亚的传播，是在适应当地气候与民俗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与融合。以建筑为例，从木料选择、通风结构，到装饰纹样中融入的热带植物元素，都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创造力。
乡愁不仅镌刻在建筑中，也延续在街头市井。
在山口洋和坤甸的街头巷尾，华人餐馆随处可见。菜粿、捞面、腊肠等传统中式饮食，深受当地民众喜爱。
始创于1958年的阿祥咖啡店，如今已成为坤甸知名的“打卡地”。走进店内，岭南风格的木质家具与泛黄老照片相映成趣。招牌上“回味无穷”与“苦尽甘来”几个字，仿佛浓缩着几代华人在南洋打拼的记忆。
喧闹的人声中，当地青年阿克巴告诉记者，这家茶餐厅是他和朋友最常聚会的地方。他尤其喜欢这里的鸳鸯奶茶，搭配烤面包和半生熟蛋，“这就是最地道的坤甸下午茶”。
阿克巴还热情地向记者推荐了当地一家专门经营菜粿的中餐馆。这款源自潮汕地区的传统美食，在当地被称作“Chai Kue”。它以粘米粉为主料，将白萝卜、芋头、韭菜等切丝擦碎，辅以虾皮、香菇碎等配料裹入皮中。蒸制后的菜粿外皮晶莹剔透、软糯滑韧，内馅则鲜香多汁，不仅是华人的心头好，也深深“征服”了像阿克巴这样的当地民众。
在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廖朝骥看来，海外华人始终保留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其背后折射出的，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流播海外、历久不衰，恰恰在于它具有水一般的特质。”廖朝骥说，“它总能在不同的土壤中开辟新的水路，在不断适应与融合中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核。”
傍晚时分，山口洋街头的庙宇灯火渐次亮起。赤道的晚风穿过骑楼长廊，也轻轻吹动一串串红灯笼。对于漂泊南洋的华侨而言，“乡愁”不只是对故土的回望，也是在异乡烟火中，一代代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记忆。（张怡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