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已经从国内传到海外，正在印度尼西亚常驻的我也触景生情，深受感染。一天，碰到公寓邻居华人阿姨苏玛丽，我点开手机上的电影花絮视频递给她看，并用印尼语讲解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
“这话我听得懂！这是潮州话。”电影中的乡音，打开了苏玛丽的话匣子，她开始给我讲述家族史。苏玛丽的祖父母均来自潮汕地区，当年因家贫子女多，年幼的祖母被卖给一户无子嗣人家，后因缘际会随养父母下南洋来到印尼，并与祖父成家立业，开枝散叶。而苏玛丽的母系先辈则来自福建，一开始落脚新加坡，后来辗转来到印尼。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苏玛丽未曾有机会在学校接受中文教育，几乎不会说普通话，却因长辈在家中仍以中国方言交流，耳濡目染下掌握了潮汕话和闽南语，得以保留与故土之间的乡音纽带。
像苏玛丽这样的华人，在印尼有超过1000万，而整个东南亚地区大约有4000万华人，成为全球6000余万海外华人的主要聚居区。他们的祖辈大多都是像电影中郑木生那样的平凡人，毅然决然下南洋，靠着坚强、勤劳、团结，在人生地不熟的“番邦”扎下根来……
由雅加达福州同乡会创办的“吉祥山”三语国民学校的学生们在上课（叶平凡 摄）
远在天涯，传承文化
周日中午，在雅加达西区一条不起眼的小路里，印尼潮州乡亲公会大楼内却异常热闹。数十名生活在雅加达及周边的潮汕籍乡亲正在这里联谊，上至103岁高龄的杨金锋老先生，下至尚在襁褓的婴儿，既有商界翘楚，也有普通人家。大家聚在一起，一边用潮汕乡音或印尼语亲热交流，一边用餐，就像是一个大家族吃年夜饭。
作为创始会长之一，精神矍铄的杨老先生好像明星一样，几乎所有到场晚辈都会热情地向他问好，忙前忙后的女眷们会把各式美食端到面前请他品尝。
现任会长周沅瑶介绍说：“潮州乡亲公会纯属公益性质，自2001年成立以来就定下了每周日中午餐叙聚会的规矩。由公会董事会成员轮流为乡亲会员提供餐食，饭后还可以一起唱唱歌、打打乒乓球，是同乡们聚会、联络感情的地方。”
“其实，每一位董事一年大概也就轮到一次机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都会很用心地准备，”75岁的林来德老先生是董事中的厨艺高手，他说，“每次轮到我准备餐食的时候，都会提前从坤甸购买材料空运到雅加达，然后花两天时间亲自下厨为大家准备地道的老家食物。”
在公会一侧墙面上，挂满董事成员照片，已经仙逝的老董事照片挂在另一边显著位置。墙面两边是一副对联：潮起四海撼北斗，州跨八邑震南方。另一侧墙面则挂有公会牌匾，左右两行字：敦睦乡谊，精诚团结。
潮汕人的精气神就在这两句话里。
潮汕籍乡亲在印尼潮州乡亲公会大楼内联谊（叶平凡 摄）
据不完全统计，印尼的潮汕籍华人约有200万至300万人。地处加里曼丹岛（婆罗洲）西海岸的印尼西加里曼丹省，潮汕人与客家人合计占到该省华人总数的80%以上。在首府坤甸，华人占全市人口的40%，其中潮汕人占到约三分之二，紧挨着坤甸的另一座城市山口洋，是全印尼华人比例最高的城市，华人占到六成以上，主要是来自潮汕地区揭阳一带的客家人。
山口洋素有“千庙之城”的美誉，具有浓郁岭南建筑元素的大伯公庙、天后宫、关帝庙等中式庙宇里香客常年络绎不绝。除了宏伟的公共庙宇，许多华人家中或店铺里也设有小祭坛；主城区街道两旁连绵的骑楼，与南方老城如出一辙；菜粄、干捞面、猪肉粥等小吃更是原汁原味；“正月半”庆祝活动被誉为全球最热闹的元宵盛典，节庆前后周边旅店一房难求。
西加里曼丹第一次华人迁徙浪潮始于1740年前后的淘金热，以潮汕人和客家人为主的华人陆续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落脚此处。
到了19世纪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美其名曰允许华工合法出国，实则是西方殖民体系下催生出的人口贩卖，那些被称为“猪仔”的契约华工被塞进条件恶劣的船只，像货物一样被运往南洋。他们在橡胶园里割胶、在锡矿里背砂、在码头扛货，过着非人的苦力生活，民间流传的“六死三留一回头”，正是对这段艰辛历史的真实写照。
为了寻求心灵寄托和神明庇佑，立庙祈福便成了早期华人移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他们将无尽的相思之苦，寄情于建筑、食物和乡音中，在异国他乡重建了一个“故乡”。
近几十年来，中国快速现代化并融入全球经济，很多传统习俗渐渐消散，但是地处这天涯海角的印尼华人社会却固执地保存着祖先的习俗，虽然原生、草根、甚至粗粝，但对故土的真情却令人动容。
抱团取暖，重情守信
所谓下南洋，在闽粤方言中又称“过番”，指代中国东南民众迁徙到东南亚的移民潮。不仅仅是在潮汕地区，这也是百余年来以福州、闽南、广府、客家、海南为主的东南沿海各地百姓，为了生存与希望，义无反顾地奔向茫茫大海的集体记忆。
闽粤先民下南洋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呈现出非常清晰的地缘链、血缘链特征——往往是一个村镇的人集中前往同一个海外目的地，形成“同乡扎堆、方言互通”的移民模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比如，潮汕人大多从樟林古港乘坐“红头船”出发，泰国曼谷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地，至今潮汕人占泰国华人总数的六成以上，在政商两界影响深远，众多政要都有潮汕血统。
当年，过番人与故乡亲人分隔两地，唯一的联系便是电影中出现的那一封封“侨批”——兼具家书与汇款功能的特殊邮件。现实中，福州人在割胶间歇传唱的《南洋诗》，潮汕人等在银信局前排起的长队，都印证了“一纸还乡”的沉重分量。正如闽南俗语所言：“写批（信）给唐山（中国）的亲人，用家乡话写最亲切。”
5月21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二十二届文博会上，工作人员现场为观众写“侨批”，让观众沉浸式感受电影中的潮汕温情。（毛思倩 摄）
下南洋的历史，是一部海外华人的奋斗史，也是一部留守侨眷的苦难史。许多男人一去不复返，或客死他乡，或迫于无奈在南洋重组家庭，留下原乡的妻子“望夫石”般度过余生。然而，也正是这种绝境，塑造了东南沿海民系特有的“硬骨”精神，凭借惊人的毅力在异国他乡扎根。哪怕生活难以为继，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寄钱回乡，照顾“妻子爷共娘”。
电影中的金句“江海有岸，团圆可盼”，传递了既远行又思归的复杂情愫，混合着闽南语的歌谣、潮汕的善堂、广府的宗祠以及客家人的围龙屋记忆，最终凝结成一种超越地域的“华人魂”，至今仍在南洋的土地上生生不息。
我有一位曾常驻过新加坡的福建籍友人，观影时便想起她故去的父亲。老人家退休之后倾尽20年心血，带头自发修缮老家祠堂，终因积劳成疾于两年前离世。
她在怀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阿嬷口中的有情有义，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是绝境里的伸手相助，是危难时的挺身而出，是受人之恩便以一生相报，是守着一份承诺、护着一户人家，哪怕隔着万里重洋、耗尽半生岁月；也是故土之人刻在骨血里的善良，重情、守信、念恩、知义，待人宽厚，遇事担当，一辈子活得坦荡温热……我爸爸也是这样，一生待人赤诚、重情守信，把善意留给邻里乡亲，把担当扛在自己肩上，不求回报，只守本心。
友人道出的，其实就是根植于中华文明的下南洋精神，如果没有情义二字，没有抱团取暖，华人根本无法在番邦扎根并发展壮大。
休戚与共，不忘桑梓
远赴南洋的华人先辈好似一叶浮萍，从东南沿海的穷乡僻壤，被命运卷向茫茫大海。但无论走多远、过多久，那片叫作“唐山”的故土，都是他们魂牵梦萦的根。
从清末民初的革命捐款，到抗日战争的毁家纾难；从建国初期的归国垦荒，到改革开放后的投资兴业——在中华民族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在近代中国每一次为扭转国运而奋力拼搏时，南洋华人都不曾缺席，用一封封侨批、一张张汇票、一次次挺身而出，书写了一部海外赤子与祖籍国休戚与共的百年史诗。
彼时的南洋，除了暹罗（泰国）作为英美两大殖民国家的缓冲地带保持着脆弱的独立性，其他地方基本都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如英属马来亚（马来西亚）、英属缅甸、荷属东印度（印尼）、法属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还有从西班牙人交到美国人手中的菲律宾，本没有入籍一说，在这些地方讨生活的南洋华侨始终保有一颗中国心。
他们都有一个朴素的信念：“番邦钱，唐山福。”无论自己过得多么艰难，每个月领到工钱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批局”寄“侨批”——一封家书，夹着几张皱巴巴的银票或几枚银元。
这些钱，养活了故乡数以百万计的留守妻儿，修起了祠堂、盖起了学堂、铺平了村路。可以说，近代东南沿海农村的经济命脉，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些南洋华人一分钱一分钱省出来的侨批撑起来的。
如果说侨批是养家糊口的涓涓细流，那么当祖籍国面临翻天覆地的变革时，南洋华人的支援就汇成了澎湃洪流。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许多南洋华侨响应祖国号召，毅然放弃了在南洋的事业，带着妻儿回国参加建设。广东、福建、云南、海南等地建起了一系列“归国华侨农场”，华侨们再次艰苦创业，将在南洋掌握的橡胶、咖啡、胡椒、油棕等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技术带回祖国，开垦荒山，建立起一个个现代化的国营农场，为新中国打破西方的天然橡胶封锁立下汗马功劳。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广东英德华侨农场等，都是那个时代的见证。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这一次，南洋华人再次站了出来。当外商还在观望犹豫时，是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企业家率先回到祖籍国投资，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海外市场渠道。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投资，长期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60%以上，外资企业中70%以上是侨资企业。
可以说，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中，也凝聚着南洋华人的心血。这条连接故土与“新家”的海上丝路，现在又成为助力东南亚各国与中国深度融合、实现经济升级腾飞的重要推手。
书声琅琅，“中文热”升温
雅加达北部社区的一处小操场，每天都会有十来位华人老者一起晨练。广播里一会儿放着中文的广播体操，一会儿又播放印尼风情音乐，大家聚在一起边活动筋骨，边用闽南语聊家常，此情此景仿佛是福建某个小城社区的日常。
晨练队伍的带头大哥赵茂宏老先生曾赴湖南中医药大学专门学习中医，后回到印尼行医数十年，已经81岁却依然手脚利索、思维敏捷。他告诉我，这里社区的大多数居民都是近几十年来陆续从棉兰迁至雅加达的华人，祖籍地多为福建闽南。
赵茂宏老先生在接诊患者（叶平凡 摄）
“三十年前我们回国探亲都是大包小包，甚至把电脑、咖啡机背回去带给亲戚们，还捐钱修祠堂、装路灯。现在在中国出门一上公路，可以直接开车到北京。国内发展太快了，我们这边倒成了要帮扶的对象。”赵老先生笑着说。
一旁的福建南安籍华人高景源大叔连声附和：“是啊是啊，中国的精准扶贫太厉害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们海外华人无论看新闻还是回国亲眼所见，都感到很开心、很欣慰。”
聊天中，赵老先生也道出了他的无奈。“我的七个孙辈，不要说普通话，甚至连闽南语也不会说，因为在家里和爸爸妈妈都说印尼语和英语。”他苦笑着说。
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海外华人也都加入所在国国籍，为当地的经济起飞做出巨大贡献。历经三四代人后，如今的年轻世代对华裔身份逐渐淡薄，对中华文化日益疏离。
值得欣慰的是，赵老先生说，他21岁的长孙目前正在宁波一所大学求学，也在学习中文。
而距老人锻炼的小公园不及百米，由雅加达福州同乡会创办的“吉祥山”三语国民学校里，传出孩童们的朗朗读书声。数十年来，这一华人社团坚持不懈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脚踏实地培养年轻一代，传承中华文化，成为中印尼世代友好的桥梁纽带。
与此同时，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印尼也在掀起“中文热”。越来越多印尼学生、在职人士正主动学习中文，希望为自己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份跨越山海的文化联结，正孕育着更多合作共赢的故事。（记者 叶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