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问渠那得清如许——国图公开课十周年特别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办，“《孟子》十七讲”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涛带来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读《孟子》”。为什么说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读《孟子》？我想从几个小事情讲起。

在杨振宁十二岁念完初一的时候，他已经显示出数学上的天赋。杨父是一个数学老师。杨振宁放假时，特别希望父亲教自己微积分。但杨父没有这样做，反而请了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丁则良教他读《孟子》。连续念了两个暑假后，杨振宁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背诵出来。杨先生后来回忆此事说，他非常感谢父亲当年的选择，读《孟子》使他一生受益不尽。

杨先生没有说他受了哪些益，《孟子》为什么对他有这么大的重要性。但我想这个问题不难解释。按照我们通行的理解，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绝不是只掌握某一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只有能够超越个人私利，关注国家民族的普遍利益，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中，谁把这个道理讲得最透彻？是孟子。孟子说了，“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你可以没有固定的财产，甚至穷困潦倒，但你不能改变固定的志向。对于老百姓，我们不做高的要求。但对于士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因为你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代表了社会的良心。我想我的这个理解和杨振宁先生的理解应该相差不远，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件事情。

我再讲第二件事情。我把时间往前拉到东汉末年。当时宦官专政，政治黑暗，东汉政权陷入危机之中。为挽救危亡，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风气，称为“清议”。清议的领袖人物有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他们以太学为中心，以“清议”的方式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希望引发最高统治者改革弊政。孟子提倡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士大夫产生了激励作用，成为他们的精神偶像。赵岐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下了《孟子注》。赵岐因抨击、批判宦官势力遭到报复，家人被害。赵岐被迫逃亡，后被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孙宾石收留，躲在夹壁中数年。《孟子注》便是在逃亡中所写。赵岐选择为《孟子》作注，表明他正是从《孟子》中汲取精神力量。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所以学习孟子的思想，可以培养士人的气节，抗拒世俗的侵蚀。这也是《孟子》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培养一种不屈不挠的正直的人格。

现在我想讲第三个故事。南宋末年，元兵进犯，文天祥率兵奋勇抵抗，兵败后被俘，掳至大都，囚禁在兵马司土牢中。在土牢中，文天祥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正气歌》，用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抵御牢笼中的污浊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元朝皇帝忽必烈佩服文天祥的气节，爱慕他的才能，希望他能投降元朝。文天祥说：“我乃大宋状元宰相，宋亡，我惟可死，不可生”。之后从容就义，年仅四十七岁。文天祥死后，人们在他身上发现衣带诗。诗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用人格和生命实践了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誓言，而激励他的精神动力，就是儒家的仁义，是孟子的浩然之气。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义，而孟子通过“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对仁义的价值理念做了最精彩的论证，成为刻入中国人骨髓的信念。除此之外，孟子的“性善”说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积极乐观、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以至于人们称“孟子道性善，其功不在禹下”。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专制制度的黑暗，他的“天爵”“人爵”说，肯定了人格的尊严和平等，塑造了中华民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13.9）的精神追求。他的“以德抗位”说，成为人们反抗专制强暴的理论武器。孟子的“民本”“仁政”说在历史上对改善民生、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喜欢孟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孟子说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一般人可以做到二乐：家庭和睦，坦坦荡荡。而我非常幸运，还可以“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所以我有三乐。我非常快乐。所以我要谢谢孟子，给了我这么多快乐。也谢谢大家，听我的演讲。